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上一頁目錄頁總論上面講了五次，我想再對中國曆代政治，說一點簡單的看法：從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制政治了。我們平心從歷史客觀方面講，這兩千年，在政治上，當然有很多很可寶貴的經驗，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斷地修改，以後自然仍非不斷地修改不可。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在此我只想專舉我們認為一些不好的趨勢，再一陳述。至於好的地方，我們且暫略不講了：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這從某一方面講是好的，一個國家該要有一個凝固的中央。政治進步，政權自然集中，任何國家都走這條路。開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唐，就已有過於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權，結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為中國政治上極大一問題。這問題孫中山先生也提到，對於新的縣政，我們該如何建設，舊的省區制度，又該如何改進，實在值得我們再細來研究。當知中國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地方沒落，已經有它顯著的歷史趨勢，而且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沒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沒有起色，全部政治歸屬到中央，這不是一好現象。固然民國以來數十年的中央始終沒有能達成圓滿穩固的統一，國家統一是我們政治上應該絕對爭取的。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於中央集權，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之第一事。第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於平等。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其他關於廢除一切特權的措施，除卻如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是例外，也可說是始終一貫看重的。因此封建社會很早就推翻了。東漢以下的大門第，也在晚唐時期沒落了。中國社會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封建貴族公爵伯爵之類早就廢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權普遍公開，考試合條件的，誰也可以入仕途。這種平鋪的社會，也有其毛病。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這件事在近代中國，曾有兩個人講到過：一個是顧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滿，但他深感社會沒有力量，無可憑藉。他曾跑到山西，看見一個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們祖先在唐代是大門第，做過好幾任宰相，直到明末，還是幾百幾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見這樣的村莊，他認為社會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敵人來了，縱使中央政府垮臺，社會還可以到處起來反抗。但他所講的封建，卻並不是要特權，只是要分權。中央早把權分給與地方，中央垮了，地方還可有辦法。這是顧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國，只結合一些知識分子，這是不夠力量的。他看見中國社會有許多幫會和秘密結社，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一力量，可以利用。這種幫會組織，自然不能說它是封建，也不是資本主義。當知只要有組織，便可有力量。我們看西方，一個大工廠，幾千幾萬人，有的政黨便儘量挑撥利用，鬧起事來，一罷工就可發生大影響。因為是一個組織，所以是一個力量了。中國近代社會卻找不出這些力量來。人都是平鋪的，散漫的，於是我們就只能利用到學生罷課，上街遊行，隨便一集合，就是幾百幾千人，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義的社會進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不過是由大地主變成大廠家，對於群眾，還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卻形成起力量來。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孫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徹沒有了。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該誰來管政治呢？政府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什麼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中國傳統政治，規定只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政，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做官。讀書人大都來自農村，他縱做了官，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了，窮苦發奮的人又出了頭，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了，讀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為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會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縱使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著爭政權。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中國很早就獎勵讀書人，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臃腫的毛病。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了，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第三：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只能維持上三代。起先是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出來問世，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變成紈絝子弟了。於是有另一個家庭裡勤耕苦讀的人物，又再昂起頭來。我們只看宋明兩代的宰相，多數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襲著，做宰相的人，前十年還在窮鄉茅簷下讀書，但皇帝已是有著七八世九十世的傳統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將。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大毛病。雖說此後這一毛病可以沒有了，但讀歷史的仍該知道這回事，才能對中國以往政治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認識。第四：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這一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制，均決定於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法制隨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所以明末的黃梨洲要慨然說：“有治人，無治法。”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張。但尚法並非即算是專制，而中國歷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後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卻愈後愈少了。此後的我們，如果不能把這種傳統積習束縛人的繁文瑣法解放開，政治亦就很難有表現。剛才我們講，中國社會上想從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來重重束縛他，這就是中國政治沒有起色的根源。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歷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還是現實。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心。幾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變了新花樣，但無論如何，不得不先求國家之統一。要求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就成為辛亥以來政治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這工作自會感覺到困難。而且建立中央，同時又須顧及地方，這不是更困難了嗎？上面我們說過，中國社會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社會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很難得運用。因其是平鋪的，散漫的，因此也無組織，不凝固。然而我們面對著同一事實，卻往往講兩樣的話。一方面說我們是封建社會，一方面又說我們是一盤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會像散沙。既說是一盤散沙，就證明其非封建。但我們的將來，要是不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路，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運用我們將來的新政，使社會再有一個新的共尊共信之點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結呢？這又是今天政治上極重要的一件事。現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沒有了，我們只說政治的主權在民眾，現在是民權時代了。可是就實際言，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哪能立地真來操縱這政權呢？孫中山先生說：此四億五千萬人都是劉阿斗，這話再正確沒有，因此他主張在政治上的權和能要分開。孫先生不是讀死書的人，他這幾句話，並不由任何西方抄襲來，他真是深識遠慮，確有他所見。政府是該屬於民眾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體民眾直接來掌握此政權。理論上，國家政權當然在民眾，該以民眾大家的意見為意見。但民眾意見，終是句空話。如何來表達出此民眾的意見呢？今天中國多數民眾，尚依賴政府來注意教和領導，他們哪有辦法來過問政治？然而一個國家總要有一個不可動搖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們把歷史上的傳統中心皇帝尊嚴搖動了，急切間社會也會發生搖動的，他們拿什麼東西來填補，來維繫？這在他們也將成為一問題。中國也會碰到這問題的，而且早已碰到了。我將最後申說著一點。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們說，我們要建立法治，現在我們的文書制度，層次之多，承轉之繁，使人一跑進這圈套，就無法得轉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麼事都待集體商量過，於是文書遞轉以外再加上開會忙。照目前情形，只要開會和遞轉文書，已夠使每一個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現出才能。我們天天說我們的法不夠，其實不夠的不在法，而在才。這也不是我們之無才，乃是我們的才，不能在我們的法裡真有所表現。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人才，也總有一個時代的法制。人才無可表現，於是有大亂。若專要法制來束縛人，使人人不獲盡其才，則必將會釀亂。我們現在將如何酌採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舊經驗，來替自己開啟一出路，來創新法，運新才，這當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政治確實是一件麻煩事，就近代歷史看，算只有英國政治支撐了幾百年，此外都是幾十年一百年就垮臺了。我們不能專看別人家，樣樣向人學。人家的法規制度，同樣不能有利而無弊。但人家各自在創制，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我們則一意模仿抄襲，就更沒有所謂覺悟了。英國的政治比較能持久，然而我們是大陸國，廣土眾民，他們是島國，國小民寡，我們又怎能全盤學他呢？美國由英國分出，已不全學英國。法國政治傳統也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國、義大利、日本，我們竟可說他們還沒有可靠的政治經驗。若我們更大膽說一句，也可說整個西方人在政治經驗上都比較還短淺。能講這句話的只有中國人。中國政治比西方先進步，這是歷史事實，不是民族誇大。這句話也只有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今天我們要反對中國自己傳統，想要抹殺我們自己兩千年曆史，但歷史已然成為歷史了，如何能一筆抹殺呢？別人家自有別人家的歷史，我們又如何能將自己橫插進別人家的歷史傳統呢？這又牽涉到整個文化問題了。縱論及此，便見是非常複雜了。我不敢在這裡空談理論，只能講歷史。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複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至少我們講人文科學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歷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一門，我們回頭把以前歷史經過，再看一道，總還不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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