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狐仙”、“長仙”之類為主流的“四大門”信仰，可以說是漢族民俗宗教的一種形態，或許還是其典型的形態之一。本文的研究說明，“四大門”之類的信仰是在漢文化深厚及悠遠的背景之下生長及成熟起來的，同時還應指出的是，鄉民社會的人們具有將各種來源不同甚或不同屬性的要素綴合起來，以便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裡建構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據日本學者赤松智誠和泉靖一早年的調查(75)，赫哲族的薩滿在治病跳神時所請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黃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證據表明，在滿族及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的薩滿教文化裡，可能也滲進了類似“四大門”信仰的一些因素。儘管“四大門”信仰的確具有薩滿教的一些屬性，但若仔細分析，集中在中國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黃仙”或“長仙”等為典型特徵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態卻也自有其流脈傳承，其與所謂“巫儺文化”和“薩滿文化”兩個譜系(76)的關聯，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諸如清宣統三年石印本的《西安縣誌略》、1919年龍江印刷局鉛印本《龍城舊聞》、1920年鉛印本《璦琿縣誌》、1920年哈爾濱鉛印本《呼蘭縣誌》、1931年鉛印本《義縣誌》、1933年黑龍江通志局鉛印本《黑龍江志稿》及1934年鉛印本《莊河縣誌》、1948年鉛印本《海龍縣誌》等等，我們從眾多地方誌的片段記載來看，“四大門”或“五大仙”之類的信仰，確實曾與各地的薩滿教傳承發生過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滲關係。在這些志書所反映的各個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爺”、“胡三太爺”、“黃三太爺”，將其供於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託”，多為狐、黃、白、柳、虺五種的情形；還有將大仙的種類擴及“水獺”、“狼”、“龜”等其他野生動物的情形。既有漢族式的“燒太平香”，又有滿族式的“跳太平神”，還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為期的“跳神會”或“大神節”。對於所有這些不盡相同的體現，我們既應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試圖展示的那樣，將其在歷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門”之類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經常會被指斥為“迷信”與“淫祀”，“知識階級”不信，“巡警不時捕治”（1921年石印本《鳳城縣誌》），儘管如此，它們“暗中仍屬不少，鄉間尤多”（1926年鉛印本《雙城縣誌》），這說明此類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頑強的生存及變通能力。差不多在綿延斷續地時隔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今天，我們仍可發現其蛛絲馬跡，在個別地方甚或還能見到其較為完整的形態或體系。回顧歷史，環視現實，研究“四大門”之類民俗宗教的課題，其學術及實踐的價值確實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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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批論文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4)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

(6) 顧頡剛編：《妙峰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8) 周星：《漢族民俗文化中的諧音象徵》，《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1期。

(10)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嶽麓書社，1988年，第483頁。

(12) 胡堃：《中國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間文學論壇》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與表現》，《中國民間文化》1994年第4期。

(14) 烏丙安：《中國民俗學》，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60頁。葛承雍：《中國傳統風俗與現代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頁。高佔祥主編：《論廟會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第195頁。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頁。

(16) 孟慧英：《薩滿教的精靈世界》，《民族藝術》1999年第2期。

(18) 新鳳霞：《新鳳霞回憶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324頁。

(20) 常人春：《老北京風情記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8—110頁。

(22) 詹姆森·R. D. 著、田小杭等譯：《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61—73頁。

(24) 喬潤令：《山西民俗與山西人》，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7—210頁。

(26) 張建新主編：《忻州地區春節民俗祥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頁。

(28) 溫幸、薛麥喜主編：《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頁。

(30) 周曉明：《慶陽蛇崇拜略論》，司尚德、王舉章編：《伏羲文化論集》，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

(32)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第417—436頁。

(34) 單紀蘭：《耿村民間文學中的狐仙故事與耿村先民的崇狐心理》，《民間文學論壇》1991年第6期。

(36) 董曉萍、歐達偉：《華北民間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頁。

(38) 潘起：《昔日吉林民間習俗》，吉林省民俗學會、吉林市民間文藝研究會編，非正式出版物，1984年，第43、47頁。

(40) 此“出馬”疑為“薩滿”之音轉。

(4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四川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編：《走馬鎮民間故事》，非正式出版物，1997年。

(44) 繆亞奇：《中國東南部漢族崇蛇習俗的調查和探討》，全國中青年民俗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貴陽，1987年4月。

(46) 尹培民：《婁東地區民間信仰習俗》，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編《中國民間文化（第一集）》，學林出版社，1991年，第229—241頁。

(48)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226—232頁。

(50) 李志權口述、許鈺採集紀錄：《老狐仙》，鍾敬文主編：《中國首屆民間文化高階研討班民間文化講演集》，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99—201頁。

(52) 據河北省民俗學會負責人劉其印先生1999年4月12日來函告知。

(54) 辛集市民間文學三套整合編委會：《紀文道故事集》，非正式出版物，1987年，第61—62頁。

(56) 河北省武安縣民間文學整合編委會：《中國民間文學整合·武安民間故事卷》，非正式出版物，1988年。

(58) 此類說法亦見於《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60) 見《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62) 《聊齋志異》卷一《青鳳》有“胡老頭”，又卷三有“胡氏”，卷四有“胡相公”，卷五有“胡大姑”。《夜譚隨錄》卷四的“胡叟”，《耳食錄》中的“胡好好”，《南皋筆記》卷三的“胡麗姑”，卷四某來自高麗、自稱姓胡的狐仙等等，皆取“狐”、“胡”諧音之意。

(64) 賀學君：《中國四大傳說》，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66) 此線索由河北省趙縣大夫莊建泉村的劉英傑提供。199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筆者和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朱冬亮曾一起前往東汪村調查該廟會；返途中，又一同前往河北省新樂市何家莊東邊的“伏羲臺”，考察了那裡有關“長仙”的民俗。此處所用資料，系二人合作獲得。《四大門》的作者當年曾引以為憾的事，即未能利用照相來說明香壇的佈置和香頭下神的儀式，我們在時隔六十多年後依然面臨幾乎同樣的問題，為了不引起當地信眾的反感而使研究發生阻礙，我們也放棄了以攝影記錄該廟會諸仙神帖和禮拜儀式等場景的嘗試。

(68) 1999年3月31日至4月1日，我們在寧晉縣第二招待所就當地的狐仙傳承做了一些訪談調查。

(70) 與此類似的“民俗分類”，可能還有“正病”、“邪病”等。可參考郭於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47頁。

(72) 趙旭東：《鄉土社會中的權威多元與糾紛解決——一個華北村落的法律人類學考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

(74) 幾乎相同的文句，亦見於南莊“張爺”廟會上所誦之“路神經”。

(76) 曲六藝：《巫儺文化與薩滿文化比較研究》，《民族藝術》1997年第4期。

(78) 據說，日本有的地方也是家家供奉狐狸（稻荷），和“四大門”信仰中的“財神樓”頗為相似。關於“狐仙”與日本“稻荷”信仰及“狐憑”傳承的關係，當另做跨文化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