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從兩漢到明清，皇權政治與官僚政治一直在相互較量，相權也一直在被限制和削弱，其實並不盡然。真正取消相權是在明清，結果是明專制清獨裁。兩漢和宋元則更多地著眼於分工：漢是行政、軍事和監察，宋是行政、軍事和財政，元又回到行政、軍事和監察。

這種方式，可謂“寓分權於分工”。

特殊的是隋唐。

隋唐更看重的是權力的制衡而非職責的分工，這一點唐太宗說得非常明確。他說，中書省起草的法令，門下省一定要認真稽核，因為沒有誰是絕對正確的。如果顧忌個人恩怨和臉面，做出民怨沸騰的錯誤決策，那就是亡國之政。[11]

無疑，這是清醒的認識。

更難得的，是還有制度的保證。

首先是逐步取消了尚書省的決策權。尚書省資格老，人員多，權力大，又是執行部門。如果參與決策，其實會有相當大的發言權。要知道，就連六部尚書，都與中書門下的長官平級（均為正三品），更不用說尚書令和僕射。他們參加政事堂會議，倘若從自己的部門利益出發，豈不麻煩？

也只有讓他們靠邊站。

這就把立法與執法、決策與行政分離開來。部門利益無法在決策層得到體現，中書門下可以放開手腳。但，沒有執行部門的參與，中書門下的決策會不會脫離實際？起草法令的權力在中書省，誰能保證他們就不犯錯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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