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國繼鄭國的子產之後鑄刑鼎，把刑法的條款向國民公開。這無疑是法家思想和實踐的先聲。因為法家的主張，就是“法莫如顯”，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事實上，公開才公正，公正才公平，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22]

然而孔夫子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要維護禮治，維護禮治就不能公佈刑法的條款。因為禮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貴。其中第一個字是動詞，也是謂語，即尊崇。第二個字是名詞，也是賓語，即尊者。刑法的條款由尊者或貴族掌握，刑罰的裁量權由他們把持，就是尊貴的體現之一。

所以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23]

在，讀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說，民眾都能看見鼎上的律條，知道什麼合法什麼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後受什麼懲罰，怎樣才能進行規避，憑什麼還要尊崇貴人？

他們只會尊崇刑鼎。

如此說來，孔子是要維護貴族特權？

不，更是為了維護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當然，這裡說的法治，是古代意義上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實是刑治。因此韓非他們的“以法治國”，也應該叫“刑律治國”。弄清楚了這一點，才看得懂孔子。

那麼，孔子為什麼要反對法治和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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