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它是個難題，讓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許可以忘了你卻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離去，你始終在我心裡……”

老實說，我還根本沒習慣張國榮死了這個事實，但是已經一年過去了。我並不十分喜歡張國榮，但是天楊喜歡，或者說迷戀。高二時候我們四個人：我、天楊、肖強、方可寒，我們天天窩在肖強開的那家小音像店裡看片。因為天楊的關係，《霸王別姬》我們少說也看過十遍。第一次看《霸王別姬》，程蝶衣自刎時掉眼淚的居然是肖強這個爺們兒，我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天楊滿足地嘆了口氣，“這就對了。”我問她什麼叫“這就對了”，她答非所問地說：“《活著》裡面的葛優和鞏俐就是都該活著，但程蝶衣不行。”至今我也沒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遇上紅燈了，我換擋，減速。真不想去上班。我的上司，那個百分之百的香蕉人總令我聯想起張宇良。他俯下身子看我的電腦螢幕的時候，我就想起張宇良把他的脖子歪成一個卑微的角度看著我，驚訝地說：“你不是開玩笑吧江東，你和宋天楊從來沒上過床？別他媽的裝純情了……”

張宇良讓我噁心，我的上司也一樣。

不過總的說來，生活算是令人滿意的。溫哥華是個秀麗的城市。乾淨，親切。如果一個人在這裡出生併成長那是有福了——一輩子，鄉愁都是一首輕快的巴羅克音樂，或者是藍調。不像我，想起故鄉，腦子裡只有狂風起勁地呼嘯。一想到我和安妮未來的孩子會擁有一個精緻一些的鄉愁，我的心情就愉快起來。要知道你出生併成長的地方直接影響你靈魂的質感和成分。

快要到公司了。來，深呼吸一下，八個小時，其實過得很快。只有張國榮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悠長，他是用不著再和“時間”這東西較勁了。

“不要問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天楊曾經說過，這兩句，就這兩句，是張國榮的絕唱。她真的說對了。

[肖強]

最近，幾乎所有的音樂電臺都推出紀念張國榮逝世一週年的特輯。當然，跟去年他剛死的時候比，聲勢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過些年，是否會有電臺推出紀念張國榮辭世十週年的節目——十年，大概是不會了吧。那時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費者都不會再知道張國榮是誰。

“師傅，去國貿商城。”

我不得不暫停我的張國榮，按下另一個按鈕：

“乘客您好，歡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車，叫車電話：。”

我是個計程車司機。這個城市就是我的辦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條街巷就像一個醫生熟悉人體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種愛和乘客聊天的計程車司機，我更喜歡聽他們說話。從他們的談話片斷裡判斷他們正在聊的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我的專長。當然我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比方說有一次，我拉了一個女大學生。眉清目秀的乾淨女孩，穿著普通的牛仔褲，梳馬尾辮。她的目的地是紅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學過生日什麼的。她在車上給她聽上去是在外地實習的男朋友打電話，甜蜜了半天，又說剛剛從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來，又埋怨那個小孩的腦子硬得像花崗岩。我還微笑了一下，碰上一個未經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總是件高興的事。到了門口，一個滿臉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車走過來，我還以為我又可以拉一筆活，沒想到她拉開車門朝裡面嚷：“你怎麼回事？王經理都發脾氣了。”“我有什麼辦法？”這女學生的聲音還是嫩嫩的，“輔導員今天硬摁著我們幾個寫入黨申請書，誰請假都不行……”

她付錢下車的時候我看見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裡面應該裝著她的“行頭”和化妝品吧？我不是沒有見過做小姐的女大學生，但是這個——我只能說她的人格已經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況下，如果那些乘客在電話裡說謊的話，他或許騙得了電話那頭的人，但騙不過我。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區柯克說過：世界上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偷窺者，一種是被偷窺者。這女孩嘲弄了我作為一個偷窺者隱蔽的自尊心。不過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幾個這樣的乘客，這有助於提高我的判斷力。正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樣，判斷力是我們偷窺者的本錢。

天楊曾經說過：“肖強，我覺得你像王家衛電影裡的人物。”這話說得我心裡一驚：這小丫頭。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楊和江東上高二，我當時還是他們中學門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櫃。天楊第一次走進我店裡來的時候，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藏藍色的揹帶裙和白色的短袖襯衫。那是她們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種乾淨的味道。她抬起頭衝我一笑，“老闆，有《阿飛正傳》嗎？”她毫無遮攔地看著我的眼睛。“有。”我拿出來給她，“好幾年前的片子了，你沒看過？”“看過，”她笑笑，“看過好幾次了。我喜歡張國榮。”

她舒展地微笑著。仔細看，她談不上漂亮。但她的潔淨是從裡到外散發出來的。

那時候她十六歲，十六歲的她肯定不會想到，她二十五歲那年，張國榮就已經不在了。

那時候我十九歲半，那時的我也沒想到，二十八歲的我會變成一個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可是遠沒有西科塞斯的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那麼有血性。最多隻能像王家衛關錦鵬電影裡的人物一樣，躲在暗處以洞察力為樂。說真的，有時這令我自己感到羞恥。不過我很會自我安慰，現如今這世上還剩得下幾個有血性的人了？就連西科塞斯自己，也在榮華富貴歌舞昇平裡墮落到了《紐約黑幫》的地步。

你看出來了吧？我是一個影迷。我初二就學古惑仔砍人，為此進過工讀學校。後來老媽把全部積蓄拿出來，又東挪西借地才幫我盤下那個小店。因為從此有了看不完的電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後來我把店賣掉，用這幾年的錢買下我的綠色捷達。十幾年，幾句話也就說完了。

有時我的乘客中會有一兩個昔日的顧客。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的學生。他們已不再認得出我。有時我的車會經過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校門口的學生依舊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談戀愛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樣。他們依然會三三兩兩走到我的音像店裡——不，現在那兒已經變成一家蛋糕店了。這時候我就會想起天楊，想起江東，想起我們一起喝著啤酒看《霸王別姬》，想起那些他倆從晚自習的教室裡溜出來找我的夏夜——路燈把銀杏樹的葉子映得碧綠，綠成了一種液體。我這麼說的時候江東笑著打斷我，“那叫‘青翠欲滴’，還‘一種液體’，說得那麼曖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天楊和方可寒於是大笑，女孩子的笑聲迴盪在空空的街道上，好聽得很。

江東喜歡損我。不過我不介意，他是我哥們兒。第一次，他跟著天楊走進我店裡，天楊對我說：“老闆，這是我男朋友。”當時我想，這就對了。江東不是個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們學校的學生很熟，認識他們的四大俊男和四大美女。我說過了天楊也談不上多漂亮。可是他倆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個電影鏡頭。沒錯，他倆身上都有一種不太屬於這個人間的東西。把他們放在行人如織的街道上，你不會覺得他們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會覺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倆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們的友誼只能維持到他們畢業。他們上大學之後，他們的學弟妹裡又有幾個會成為我的哥們兒，無論如何，我只能做他們高中時代的朋友。

上一次見到江東是前年。他開啟車門坐進後座，“去北明中學。”北明就是那座紅色花崗岩學校。我於是回頭看了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強。”我說：“江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