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問鄭南音，那個時候，她為什麼要策劃一場給小叔的生日晚會。她衝我淡然地一笑，她說：“我什麼都沒有策劃。”我說，那怎麼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說：“我只是給每個人講了你給我講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說的那句，‘她吃過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後她伸了個懶腰，注視著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學們，比你們那個時候的人有同情心，僅此而已。”

她現在說話的腔調，還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讓我覺得陌生。在那個2006年，她高中畢業的夏天裡，她幾乎是一夜之間蛻變成了如今的模樣。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變得比以前討人喜歡，因為她不再像個二百五一樣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斂了不少頤指氣使的小姐脾氣。就連三叔都說，南音如今說話的聲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電話的時候，非常得體，太像個大人了。然後三叔，三嬸，以及小叔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渾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讓曾經的南音回來。

小叔還是那麼不緊不慢的，他說：“人總是得長大的西決，南音也不可能永遠是那副小姑娘的樣子。你得接受。”

小叔現在更是什麼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會之後。

2006年的春天，越來越多的學生透過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鄭鴻老師手上。準確地說，不是作文，是跟考試要求無關的塗鴉。因為一場斷送前程的戀情，鄭鴻老師的才華橫溢變成了具體的，活生生的，表情豐富的。這儘管是個很荒謬的邏輯，但是它就是在現實發生了。鄭鴻老師給每篇送來的習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評語——那已經不能算是評語了，有時候天馬行空地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給人家學生講我們家祖宗八代。於是我總是嘲笑他像個大媽級的電臺情感節目主持。作為高三的老師本來是辛苦的，所以他經常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說：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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