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化都是圍繞著言語的。記憶、唸誦與修辭的語言技巧向這些依憑口口相傳的社會注入對於過去、對於模稜兩可、對於華美言辭、對於主觀認知的崇敬之情。我們曾經是言語之民（People of the Word）。大約500年前，科技推翻了言語。1440年，古登堡發明了金屬製成的活字，將寫作提升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印刷文字意味著廉價卻完美的副本，成為變化的引擎和穩定的基礎，新聞、科學、數學公式和法律法規無一不從印刷中誕生。印刷向社會灌注的，是對（白紙黑字式的）精準的崇敬，是對（字據為證的）客觀的追求，是對（透過作者樹立的）權威的擁護 [1] 。真相都在書中固化終結。

大規模生產的圖書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印刷技術擴充套件了既有的文字量。古英語中大致擁有的5萬個詞彙如今已經膨脹到了100萬個。詞彙選擇方式越多，溝通就越豐富。媒介的選擇方式越多，寫作的主題就越寬闊。作者不一定只能撰寫學術鉅著，還可以“浪費”那些不值錢的印刷書籍來創作些讓人撕心裂肺的愛情小說（最早的浪漫小說發端於1740年）。哪怕作者不是國王，也可以出版些回憶錄。人們可以寫下反對主流輿論的小冊子，而在廉價的印刷技術幫助下，非正統的理念或許也能產生推翻國王或者教皇的影響力。作者具有的權力曾經一度催生出對作者以及作者擁有的權威的崇敬，並且哺育出了專家文化。完美“由書籍”而成就。官方把法律編纂成冊，寫就的合同如不使用書中的語言便不會有效。印刷、音樂、建築、舞蹈都很重要，但西方文化的核心卻是書中那一張張可以翻動的書頁。到1910年，居民超過2500人的美國城鎮中，有四分之三擁有公共圖書館。而美國的根基更是從檔案中萌發出來的：無論是美國憲法、獨立宣言，還是影響不那麼直接的《聖經》。美國的成功依賴於較高水平的識字率，依賴於強大的自由媒體，依賴於對（書面規定的）法律的忠誠，依賴於遍佈全國的通用語言。我們變成了書籍之民（People of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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