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童年時期的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居住在倫敦市郊，他在這個時候已經觀察出了關於計算機的一個基本特點：雖然它們非常擅長透過程式進行分步處理，但是它們不善於進行隨意的聯想和建立巧妙的聯絡，這是它們與充滿想象力的人類之間的區別。

這可不是普通小孩會思考的一個問題，不過伯納斯–李的父母都是計算機科學家——他們是費倫蒂馬克一號（Ferranti Mark I，曼徹斯特大學的儲存程式計算機的商用版本）的程式設計師。一天晚上，他的父親正在家中按照上司的要求起草一份演講稿，這個演講的主題是如何使計算機變得更加直觀易用。在準備演講稿的時候，他跟兒子談到了自己正在閱讀的幾本關於人類大腦的書籍。他的兒子回憶道：“其中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個觀點是，如果計算機能夠透過程式將原本互不相關的資訊連線起來，那麼它們將會變得更加強大。”1 他們也談論了阿蘭·圖靈的通用型機器概念。“這讓我認識到了計算機的能力只受限於我們的想象力。”2

伯納斯–李出生於1955年，與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同年。他認為生於這個年代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因為當時的小孩可以輕易地拿到和擺弄一些基礎的電子裝置和電子元件。“我們需要的東西總是在恰到好處的時機出現。”他解釋道，“我們每掌握一項新的技術，電子產業就會做出功能更強大的產品，而且我們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錢買到這些產品。”3

在上小學的時候，伯納斯–李和一個朋友經常出沒於各家電子愛好者商店，他們會用自己的零花錢購買一些電磁鐵，然後自己動手製作一些繼電器和開關。“我們將電磁鐵裝到木料裡面，”他回憶道，“它在通電之後可以吸住一些馬口鐵塊，形成一個完整的電路。”他們從中理解到了位元的定義和儲存原理，以及電路可以實現的功能。正當簡易的電磁開關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時候，電晶體開始變得普及起來，他和他的朋友們可以用非常低廉的價格買到一大包電晶體。“我們學會了如何測試電晶體，然後用它們來替換我們之前做出來的繼電器。”4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會將電晶體和被淘汰的電磁開關進行比較，並從中看出每個電子元件的作用。他利用這些電晶體對他的火車玩具套裝進行了改裝，做出了一個能夠讓火車發出聲音的元件，以及一個用於控制火車減速的電路。

“我們開始設計一些非常複雜的邏輯電路，但是這些想法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因為它們需要使用太多晶體管了。”他說道。然而就在他遇到這個瓶頸的時候，當地的電子商店已經開始銷售微型晶片了。“你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錢買到幾包這樣的微型晶片，然後你會發現可以用它們來做出一臺計算機的核心。”5 不僅如此，他還從中理解了計算機的核心，因為他已經循序漸進地接觸過了簡易開關、電晶體和微型晶片，而且熟知每種元件的工作原理。

在入讀牛津大學之前的暑假裡，伯納斯–李找到了一份伐木場的兼職工作。有一天，他在將木屑倒進垃圾車的時候發現了一臺舊式計算器，這是一臺半機械半電子的計算器，上面有一排排的按鍵。他從垃圾堆裡把這臺計算器撿了回來，然後接上自己製作的開關和電晶體，它很快就變成了一臺可以工作的簡易計算機。他在一家電器維修店買了一臺壞掉的電視機，在瞭解了真空管電路的工作原理之後，他把它的顯示器拆下來作為計算機的螢幕。6

伯納斯–李在讀牛津大學的時候已經可以買到微處理器了，於是他和幾位朋友開始利用微處理器設計一些計算機主機板，然後嘗試把它們賣給別人，就像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所做的那樣。不過他們沒有達到後面兩位取得的成功，伯納斯–李後來解釋了他們當時失敗的原因，“這裡不是矽谷，我們周圍沒有家釀計算機俱樂部，也沒有成熟的社群和文化氛圍”。7 創新會在合適的土壤之上生長，對於20世紀70年代來說，這片土壤位於舊金山灣區，而不是牛津郡。

從電磁開關到微處理器，伯納斯–李一直按照循序漸進和親手實踐的方法來學習，這點讓他對電子元件的知識瞭如指掌。“如果你用電線和螺絲做出過什麼東西，那麼你就可以自信地使用一個帶有繼電器的晶片或者電路，因為你知道自己可以做出一個同樣的東西。”他說，“現在的孩子會把自己手上的MacBook看成是一件家用電器，就像是電冰箱一樣，它裡面應該裝滿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他們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樣的。他們不能完全理解我和我的父母都熟知的一個道理，計算機的能力只受限於我們的想象力。”8

伯納斯–李還有另外一個讓他念念不忘的童年回憶：他家裡有一本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老皇曆，它的書名散發著一種神秘和陳腐的氣息——《包羅永珍》（Enquire Within Upon Everything ）。它的前言是這麼寫的：“無論你想製作花朵的蠟模，學習禮節規則，為早餐或晚餐搭配調味品，為大小聚會準備一頓宴席，還是想舒緩頭痛，立遺囑，嫁娶，埋葬親人，無論你想做什麼，只要它與家庭生活相關，我想《包羅永珍》都不會令你失望。”9 從某種意義來說，它就像是一本19世紀的《全球概覽》。它裡面充滿了各種隨意的資訊和聯絡，而且這些內容都配有清晰的索引。“各條目可在本書末尾的索引中查詢”，它的扉頁給出了這樣的說明。它在1894年的時候已經再版了89次，銷量達到118.8萬冊。“這本書起到了資訊世界入口的作用，它的內容從如何清理衣服的汙漬到投資建議一應俱全。”伯納斯–李敘述道，“當然它不完全比得上萬維網，但它卻是後者的一個起點。”10

伯納斯–李從小就反覆琢磨的另外一個概念是，人類大腦是如何建立隨意聯絡的——比如你和一位朋友一起喝過咖啡之後，下次你聞到咖啡氣味的時候就會想起她當時身穿的裙子，但是機器卻只能根據已有的程式建立聯絡。另外，伯納斯–李對人們協同工作的方式也很感興趣。“你的頭腦中有其中一半的答案，我的頭腦中有另外一半的答案。”他解釋道，“當我們坐在一起的時候，你可能會完善我提出的想法，這就是我們進行頭腦風暴的方式。我們會將各自的想法寫在白板上面，然後互相修改這些內容。我們怎麼能夠在獨自工作的時候做到這點呢？”11

從《包羅永珍》到人類大腦建立隨意聯絡和進行協作的能力，這些想法一直在伯納斯–李的腦海中交織，並一直持續到他從牛津大學畢業。他之後將會認識到關於創新的一個真理：當各種胡思亂想彙集在一起的時候，新的想法就會從中誕生。他是如此描述這個過程的：“各種尚未成熟的想法在腦海中四處漂浮。它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不過大腦總是有辦法將它們塞到合適的位置。有時候這些想法也會找不到合適的地方，這時我們會外出騎車兜風或者做其他事情，之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12

對於伯納斯–李來說，他的創新想法從他為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擔任顧問工作的時候開始匯聚，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是一所位於日內瓦附近的巨型超級對撞機和分子物理學實驗室。他當時的工作是記錄大約一萬名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專案和計算機系統三者之間的聯絡，他需要找到完成這項工作的方法。那裡的計算機和工作人員都說著各不相同的語言，而且他們之間經常會建立臨時的聯絡。伯納斯–李需要隨時掌握這些聯絡，所以他編寫了一個程式來協助他的工作。當其他人向他解釋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內部的各種關係時，他注意到他們喜歡用很多箭頭來畫出關係圖，所以他在自己的程式中重現了這種模式。他會在程式中輸入工作人員或者專案名稱，然後建立表示關聯的連結。伯納斯–李將自己編寫的計算機程式命名為“Enquire”，靈感來自他小時候看過的那本維多利亞年曆。

“我喜歡Enquire，”他寫道，“因為它無須採用矩陣或者樹形圖這樣的方式來儲存資訊。”13 他提到的都是一些層級嚴格分明的結構，但是人類大腦會做出更為隨意的思維跳躍。伯納斯–李在持續改進Enquire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更加宏大的構想。“假如儲存在世界各地的計算機當中的所有資訊都是相互連線的，那麼它們就會形成一個全球統一的資訊空間，也就是一張資訊的巨網。”14 他所構想的（雖然他當時並不知道）正是一臺涵蓋全球範圍的Memex機——由萬尼瓦爾·布什提出的能夠儲存、交叉引用和檢索文件的機器。

然而，在Enquire的開發尚未完成的時候，伯納斯–李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顧問工作就要結束了。他留下了他的計算機和一張含有Enquire全部程式碼的8英寸軟盤，但是這張軟盤很快就被丟失和遺忘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在英國一家制作文件釋出軟體的公司工作。然而，他對這份工作逐漸失去了興趣，於是他向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申請了一個研究員的職位。他在1984年9月重返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他所在的工作小組的職責是收集整理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內部的所有實驗結果。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是一個充滿各種各樣的人才和計算機系統的大鍋，這裡使用的文字語言和數字語言達數十種之多，而且這裡的人和計算機都需要共享資訊。“在這個相互連線的多樣性環境中，”伯納斯–李回憶道，“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就像是整個世界的縮影。”15 在這種情況下，他感覺自己又回到了自己童年的沉思當中——持有不同觀點的人是如何透過協作將未成熟的想法變成創意的？“我一直都對人與人之間的協作方式很感興趣。我曾經在其他機構和大學與許多人共事過，他們的工作都需要協同進行。如果他們共處在同一個房間的話，他們肯定會把黑板的各個角落都寫滿。我當時正在尋找一個可以幫助人們進行頭腦風暴和記錄專案制度的系統。”16

他認為這種系統可以將相隔遙遠的人連線在一起，這樣他們就可以互相完善對方未成熟的想法。“我希望它成為一個能夠促進我們協同工作和設計的東西。”他說，“這種設計尤其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可以將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想法碎片匯聚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比如艾滋病的治療方法，或者是對某種癌症的瞭解。”17 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團隊創新（團隊成員之間透過頭腦風暴完善各自想法的過程）——即使他們並非身處同一個空間。

於是伯納斯–李重新設計了他的Enquire程式，並開始思考如何進一步擴充套件它。“我希望處理不同型別的資訊，例如研究人員的技術論文、不同軟體模組的使用手冊、會議記錄以及匆忙寫下的筆記等。”18 事實上他想做的遠遠不止於此。在旁人的眼中，他是一個沉穩友善的程式設計師，但是他的外表之下還埋藏著一顆異想天開的好奇心——一個熬夜閱讀《包羅永珍》的孩子所擁有的好奇心。他不僅想要設計一個數據管理系統，還渴望創造一個協作的遊樂場。“我當時想建立一個創意空間，”他後來說到，“就像是一個可以讓所有人同時在裡面玩耍的沙坑一樣。”19

他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可以幫助自己建立這種連線的簡單方法：超文字（hypertext），這是現在所有網民都熟知的一個概念。超文字是一個經過編碼的單詞或短語，它在被點選之後會跳轉到另外一個文件或者內容。超文字的概念最初出現在布什對Memex機的描述當中，它在1963年被技術預言家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命名為“超文字”，後者曾經設想過一個叫作“Xanadu”的專案。這個專案當中的每一條資訊都配有雙向的超文字連結，使用者可以透過這些連結來回瀏覽相關的資訊。這是一個志向遠大的專案，但是它一直沒有取得成果。

在加入了超文字之後，作為Enquire程式核心的連線就可以迅速擴散。任何人都可以連線到存放在其他計算機上的文件，連線兩端的計算機可以使用不同的作業系統，而且文件的訪問者也不需要提前獲得許可。“能夠使用外部超文字連結的Enquire程式實現了從禁錮到自由的跨越，”他欣喜地說道，“不同的計算機之間可以形成新的網路。”這些網路不會有中央節點，也沒有控制中樞。你只需知道某個文件的網路地址就可以連線到它。按照伯納斯–李的說法，這個由連結組成的系統可以“騎在網際網路的背上”傳播和蔓延。20 這項創新也是由兩項已有的創新結合而成的，而這一次是超文字和網際網路之間的結合。

伯納斯–李利用一臺NeXT電腦（這臺工作站與個人電腦的完美結合體是喬布斯在被驅逐出蘋果公司之後創造的產品）對自己之前開發的一個協議進行了修改，這個叫作“遠端過程呼叫”（Remote Procedure Call）的協議能夠讓程式呼叫另外一臺計算機的子程式。他制定了一系列命名文件的規則，並把這些規則稱為“通用文件識別符號”（Universal Document Identifier）。但是負責稽核標準的網際網路工程特別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成員對這個命名有所保留，他們表示他將自己的方案稱為“通用”是一種“傲慢”的表現，於是他同意將“通用”改為“統一”（uniform）。事實上，他最後不得不把整個名字改成“統一資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簡稱URL，這就是我們現在每天都要用到的網址，比如。21 到了1990年年底，他已經建立了一套工具來實現他所構想的網路：用於線上交換超文字的超文字傳輸協議（HTTP），用於建立頁面的超文字標記語言（HTML），一個用於檢索和顯示資訊的基礎瀏覽器應用軟體，以及一個用於迴應網路請求的伺服器軟體。

1989年3月，伯納斯–李已經完成了這個專案的籌備工作，並正式向CERN的最高領導層提交了一份申請經費的計劃書。“本計劃的宗旨是開發一個不斷增長和進化的資訊庫，”他寫道，“由帶有連結的記錄組成的‘網路’會比固定的分層系統更為實用。”22 然而，他的計劃書在令人興奮之餘還帶來了困惑。“雖然含糊不清，但是很有意思。”他的上司邁克·森德爾（Mike Sendall）在一張便箋上寫道。“當我讀完蒂姆的計劃書之後，”他後來表示，“我並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但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23 為了將他的概念變成現實，這位卓越的發明者發現自己也需要找到一位合作伙伴。

跟數字時代的大多數創新相比，全球資訊網的概念更多地是由一個人推動構建的。儘管如此，伯納斯–李仍然需要一位搭檔才能實現這個概念。幸運的是，他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內部找到了一位叫作羅伯特·卡里奧（Robert Cailliau）的比利時工程師，後者一直都抱有類似的想法，而且也願意參與伯納斯–李的工作。“在超文字與網際網路的聯姻當中，”伯納斯–李說道，“羅伯特充當著伴郎的角色。”

舉止優雅且世故圓滑的卡里奧是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內部宣傳這個專案的最佳人選，同時也是一位能夠把事情做好的專案經理。卡里奧對自己的穿著打扮十分講究，他會把自己的髮型梳得很利落。根據伯納斯–李的說法，他是“那種會因為不同國家之間的電源插頭不相容而瘋掉的工程師。”24 他們兩人組成了一種在創意團隊當中很常見的合作關係：一位富有遠見的產品設計師搭配一位腳踏實地的專案經理。卡里奧很喜歡計劃和組織的工作，他表示自己為伯納斯–李鋪平了道路，讓他可以“埋頭於位元組之間專心地開發他的軟體”。有一天，卡里奧嘗試和伯納斯–李一起審閱一份專案計劃，但卡里奧發現“他根本就不明白我講的概念”！25 正因為有卡里奧的幫助，伯納斯–李也不必理解這些概念。

卡里奧的第一項貢獻是改進伯納斯–李之前向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管理層提交的經費申請計劃書，他的做法是在保持計劃書吸引力的同時讓它變得更加清晰明確。他先從計劃書的題目《資訊管理》著手改進。卡里奧堅持他們需要為這個專案想出一個更引人注目的名字，這應該不會太難。伯納斯–李想出了幾個名字，第一個是“Mine of Information”，但是它的縮寫“MOI”在法語裡面是“我”的意思，所以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過於自我。另外一個想法是“The Information Mine”，但是它的縮寫“TIM”就更不妥當了。卡里奧也不喜歡遵循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內部常用的專案命名方式——使用希臘諸神或者埃及法老的名字。後來伯納斯–李想到了一個直觀而清晰的名字。“我們就把它叫作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吧。”他說道。這是他在原來的計劃書裡面用到的一個比喻。卡里奧不太贊同這個名字：“我們不能把它改成這個名字，因為它的縮寫‘WWW’聽起來比它的全稱還長！”26 但是伯納斯–李在私底下也是一個固執的人。“它聽上去很不錯。”他堅持道。於是這份計劃書的標題就被改成了《全球資訊網：一個超文字專案的計劃書》（World Wide Web: Proposal for a Hyper Text Project）。全球資訊網從此有了一個正式的命名。

在這個專案被正式採納之後，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管理層希望為它申請專利。當卡里奧向伯納斯–李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後者提出了明確的反對。他希望全球資訊網可以儘可能快速地傳播和發展，這就意味著它應該是免費開放的。有一次他盯著卡里奧責問道：“羅伯特，你是想發財嗎？”根據卡里奧的回憶，他最初的回答是：“它確實有這個作用，不是嗎？”27 這是一個不恰當的迴應。“他顯然不在乎這個，”卡里奧後來意識到，“蒂姆不是為了錢才做這件事的。他的志向可遠遠不止成為一位執行長。”28

伯納斯–李堅持認為全球資訊網的協議應該免費開放共享，並且永遠納入公共領域。畢竟，全球資訊網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促進分享和協作。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在一份文件中宣佈它“放棄該程式碼的所有智慧財產權，包括它的原始碼以及二進位制形式，同時允許任何人使用、複製、修改和再分發它。”29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最終加入了理查德·斯托爾曼的陣營，並採用了他的GNU通用公共許可證。此舉造就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免費開源專案之一。

伯納斯–李的做法反映了他謙遜的個性——他抗拒任何形式的個人吹捧。這種性格源自他的內心深處：他所信仰的一神普救教派（Unitarian Universalist Church）讓他形成了一種以同伴共享和尊重為基礎的道德觀念。“他們的聚會地點是教堂，而不是聯網的酒店房間。他們討論的是正義、和平、衝突和道德等話題，而不是協議和資料格式，但是除此之外，教友之間的互相尊重跟網際網路工程特別小組內部的情況是很相似的……網際網路和全球資訊網的設計目的是尋找讓計算機協調合作的規則，而我們的精神和社會追求是尋找讓人與人之間協調合作的規則。”30

雖然很多產品的釋出都會伴隨一片喧鬧的氣氛（比如貝爾實驗室的電晶體，或者史蒂夫·喬布斯的麥金塔電腦），但是有些重大的創新卻會悄無聲息地走上歷史的舞臺。1991年8月6日，伯納斯–李正在網際網路上瀏覽“alt.hpertext”新聞組的內容，他偶然間看到了這個問題：“有誰瞭解利用超文字連結檢索多種資源……相關的研究或者開發進展？”他給出了一條回覆：“from: timbl@info.cern.ch at 2:56 pm”，這句話成為全球資訊網的首個釋出宣言。“全球資訊網是一個旨在連線任何地方的任何資訊的專案，”他寫道，“如果你有興趣使用這個協議的話，請發郵件告訴我。”31

為人低調的伯納斯–李發表了一篇比他更低調的帖子，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公佈的想法會產生如何深遠的影響——任何地方的任何資訊。“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確保人們可以將任何東西放到網上，”他在時隔20多年之後說道，“但我當時不知道人們真的會將所有東西都放上去。”32 沒錯，所有東西都可以在網上找到，確實是“包羅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