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克利和布拉頓離開期間，貝爾實驗室也在戰爭影響下不斷轉變。它成為政府、研究型大學和民營企業之間形成的三角關係的一角。正如歷史學家喬恩·格特納所說的，“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的幾年時間裡，貝爾實驗室進行了上千個來自軍方的研究專案，其中包括坦克無線電裝置，為佩戴氧氣面罩的飛行員設計的通訊系統，以及用於加密資訊的機器等。”10 在此期間，它的員工數量也翻了一倍，總共達到9 000人。

貝爾實驗室的曼哈頓總部在這時已經無法適應它的擴張步伐，於是大部分員工都搬遷到了位於新澤西州默裡希爾的一個佔地200英畝的園區。默文·凱利和他的同事們都希望把這個新的大本營打造成大學校園的樣子，但他們不會像大學那樣將各個專業孤立地安排在不同的大樓裡面，因為他們知道創意會在人們偶然的碰面中出現。“所有大樓之間都是互相連通的，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同部門之間的地理隔閡，而且可以鼓勵員工進行自由交流和近距離接觸。”其中一位高管這樣寫道。11 這些大樓之間的走廊非常長，甚至超過了兩個橄欖球場的長度，這種設計是為了增加擁有不同才能和專長的員工碰面的機會。70年後，史蒂夫·喬布斯在設計蘋果公司新總部的時候也沿用了這種想法。任何一個在貝爾實驗室走動的人都有可能遇到新鮮的想法，然後像太陽能電池一樣吸收它們。特立獨行的資訊理論研究者克勞德·夏農有時也會流連於這些紅色水磨石長廊之間，他會騎著自己的獨輪車，一邊在空中拋接三個小球，一邊向身邊經過的同事點頭示意。[3] 這種名副其實的“手忙腳亂”的表演常常會在過道上引起一陣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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