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裡，最振聾發聵的一句，莫過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時至如今，很多人已經不以為然，以為今日之中國，不論財力物力、軍力國力，都不復當年的窘境，甚至已經算得上世界強國，雖然我們常自謙地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可沉睡的獅子已然猛醒，我們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巨人，再也不是被人欺凌的“東亞病夫”。

可是，危機真的過去了嗎？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而相較於因外族侵略引發的亡國之險，因文化衰微而引發的亡種之虞其實更為可慮，也更為可怕。

事實上，20世紀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發的亡國之險爆發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漢字，作為漢民族文化的底線與憑依，其危機已然發端。遠在甲午戰爭戰敗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與批判，到了五四運動，這種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終於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烽火，並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如能客觀地回頭審視，就會發現，新文化運動本身同樣需要反思，筆者以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處，就是新文化運動中欲求“漢字革命”而致“廢滅漢字”的態度。

錢玄同寫於1922年的《注音字母與現代國音》一文交代了這種態度產生的源起。文章說：“1894年，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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