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之革新，醞釀已十餘年。去冬胡適之先生草具其旨，揭於《新青年》，而陳獨秀先生和之。寸會所演，從風者多矣。蒙以為此個問題，含有兩面。其一，對於過去文學之信仰心，加以破壞；其二，對於未來文學之建設，加以精密之研究。過去文學，乃歷史上之出產品，其不全容於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後明。故破壞一端，在今日似成過去，但於建設上討論而已。然以愚近中所接觸者言之，國人於此抱懷疑之念者至多。惡之深者，斥為邪說，稍能容者，亦以為異說高論，而不知其為時勢所造成之必然事實。國人狃於習俗，此類恆情，原無足怪。然欲求新說之推行，自必於舊者之不合時宜處，重申詳繹，方可奏功。然則破壞一端，尚未完全過去。此篇所說，原無宏旨，不過反覆言之，期於共喻而已。

本篇所陳，紛雜無次，綜其大旨，不外三端。一為理論上之研究：就文學性質上以立論，而證其本為不佳者，二為歷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國文學升降之歷史，而知變古者恆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為時勢上之研究：今日時勢，異乎往者，文學一道，亦應有新陳代謝作用，為時勢所促，生於茲時也。此外偶有所涉，皆為附屬之義。

今試作文學之界說曰：“文學者，群類精神上之出產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說中有“群類精神”上出產品之總（Genus）與“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歷以論理形式，尚無舛謬。文學之內情本為精神上之出產品，其寄託之外形本為文字。故就質料言之，此界說亦能成立。既認此界說為成立，則文學之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而解矣。文學特精神上出產品之一耳（genus必為複數），他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群類精神上出產品也。以群類精神為總綱，而文學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其支流。以群類精神為原因，而文學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其結果。文學既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同探本於—源，則文學必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互動之間有相聯之關係。易言之，即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之性質皆為可變者，文學亦應為可變者。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時勢所迫概行變遷，則文學亦應隨之以變遷，不容獨自保守也，今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性質本為變遷者，則文學可因旁證以審其必為變遷者。今日中國之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為時勢所挾大經變化，則文學一物，不容不變。更就具體方面舉例言之，中國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則昔日文學中與君主政體有關係之點，若頌揚、鋪陳之類，理宜廢除。中國今日除閉關而取開放，歐洲文化輸入東土，則歐洲文學中優點為中土所無者，理宜採納。中國今日理古的學術已成過去，開放後的學術將次發展。則於重記憶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想的益智文學，理宜孳衍。且文學之用，在所以宣達心意。心意者，一人對於政治、風俗、社會、學術等—切心外景象所起之心識作用也。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一切心外景象俱隨時變遷，則今人之心意，自不能與古人同。而以古人之文學達之，其應必至於窮，無可疑者。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則文學亦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學；兩漢有兩漢特殊之政俗，遂有兩漢特殊之文學；南朝有南朝特殊之風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學。降及後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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