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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頌》《商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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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詩三百》之爭論,以關於《魯頌》者為最少。以為《魯頌》是僖公時詩,三家及《毛詩》一樣,這正因為《詩》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令妻壽母”(從朱於讀)的話,即使想作異說,也不可能。但三家詩以《魯頌》為僖公時公子奚斯所作,恐無證據。《宮》卒章說“寢廟奕奕,奚斯所作”,是《魯頌》頌奚斯,不是奚斯作《魯頌》。三家雖得其時代,而強指名作者,亦為失之。《詩三百》中,除《陳風》外,恐無後於《魯頌》者(《商頌》時代不遠),《魯頌》亦最為豐長。《商頌》既為襄公時物,宋襄卒於魯僖卒前十年,則《魯頌》《商頌》同代,而《魯頌》稍後也。《魯頌》擬《大雅》的痕跡顯然,反與《周頌》不相干,此亦可證《大雅》與《周頌》文詞之異,由於時代之不同,《魯頌》之時代近於《大雅》,故擬其近者;否則《魯頌》以體裁論,固應擬《周頌》不應偏擬《大雅》。《商頌》之時代,三家說同;《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薛君章句》亦然(《後漢書·曹褒傳》注引)。獨《毛傳》立異說,以為“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這一說與《魯語》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這話是非常離奇的:第一,漢以前不聞有校書之事;第二,《國語》中無端出這一段《商頌》源流說,我們感覺不類。欲斷此文之為偽加,應先辨者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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