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到了六朝人的義疏,唐人的正義,實在比八股時代的高頭講章差不多了,實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學高明瞭。自古學在北宋復興後,人們很能放膽想去,一切傳說中的不通,每不能逃過宋人的眼。歐陽永叔實是一個大發難端的人,他在史學、文學和經學上一面發達些很舊的觀點,一面引進了很多新觀點,搖動後人(別詳)。他開始不信《詩序》。北宋末幾朝已經很多人在那裡論《詩序》的價值和詩義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詩序》抬得更高,而王荊公謂詩人自己作敘。直到鄭夾漈所敘之論得一圓滿的否定,顛覆了自鄭玄以來的傳統。朱紫陽做了一部《詩集傳》,更能發揮這個新義,拿著《詩經》的本文去解釋新義,於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說掃地以盡,而《國風》之為風,因以大明。紫陽書實是一部整合書,韻取吳才老《叶韻》之說,《叶韻》自陳顧以來的眼光看去,實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韻觀念未出之前,這正是古韻觀念一個胎形。訓詁多采毛、鄭兼及三家遺文,而又通於禮學(看王伯厚論他的話)。其以賦比興三體散入雖系創見,卻實不外《毛詩》獨標興體之義。紫陽被人罵最大者是由於這一部書,理學、漢學一齊攻之,然這部書卻是文公在經學上最大一個貢獻,拿著本文解《詩》義,一些陋說不能附會,而文學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來。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學,看出這些《詩》的作用來,卻把這些情詩呼作淫奔,又只敢這樣子對付所謂變風,不敢這樣子對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風》,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儘量地走去,這也是時代為之,不足大怪。現在我們就朱彝尊的《經義考》看去,已經可以覺得宋朝人經學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銳,自然一切妄論謬說層出不窮,然跳梁狐鳴,其中也有可以創業重統者。(文公對於文學的觀念每每非常透徹,如他論《楚辭》、陶詩、李、杜詩常有很精闢的話,不僅說《三百篇》有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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