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它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於它的議論非常複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它以前,且看兩千多年中議論它的大體上有多少類,哪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秋時人對於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後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若“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後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後,幾乎過了春秋中期,到後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別出,《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裡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克商後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住;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了。風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好多變化,才著竹帛:譬如現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只是寫下的事在後罷了。《豳風·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農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它的源流的。《風》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別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後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別)。稱謂之差別又沒有別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麼周漢唐來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秋時人,大約總是春秋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唐等名,則辭雖甚後,而各國風之自為其風必有甚早的歷史了。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麼,如果春秋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秋時書只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了許多有意作偽的東西,以致我們現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在若求知《詩》在春秋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時要留心罷了。我想,有這樣一個標準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合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者所加,而是倖免於被人改削的舊材料。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面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面目,例如東晉偽《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秋時之用,現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斷有幾多結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了。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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