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時妻子去結賬，發現我不能按照公務員標準享受醫保。我急忙打電話向組織部諮詢，組織部的解釋是：掛職人員掛職期間身份不變，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崗位以後，按新的崗位重新確認身份。由於我掛職前是事業編制，也就是說，我掛職五年還不是公務員！

自離開政界以後，突然之間我從公眾的視野裡消失了。人們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見舞臺再次發聲。許多人以為我會就此倒下，其實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腦也從未停止過思考。5月26日，臨上手術檯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東方週刊》記者陳安慶打來的電話，他再次鼓勵我把掛職五年的經歷寫下來，為後世留一份珍貴的記憶。上午10點30分，手術室裡的護士準點來到病房接我去手術檯，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後把我的手提電腦拿到病房裡來，我要動手寫《官路》。妻子雖然不悅，但並不忍心拒絕我。她怕我全麻之後不再醒來。

其實我也害怕。

對於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體，我總是很淡泊地對父親說：“生死有命，何必那麼在意？與其沒有意義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個時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為還沒想好死後，我該為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麼。如果什麼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來臨，因為沒有遺憾，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生命，其實只是一個過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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