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遷大事，除了“過路”，應該還有“入山”。在河南省過平漢路只消“一步”，由宛西到陝南，要穿過伏牛山脈和武當山脈，翻山越嶺，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嶇。

回想當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趕路，男生也不能掉隊，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單、會迷路，迷了路，會遇狼。平原行軍我都力不從心，入山又如何得了！

後來知道，山路“一天九崗十八凹”，人煙稀少，“一人兩屋即成村，百里還稱是比鄰”，由黎明到昏夜，沒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從後面抓住大哥大姐揹包上的繩子，大家走著走著睡著了，兩眼不睜，兩腳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鐘就睡十分鐘，喊他上路，他跳起來走得比誰都快，他走的是來時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連搖帶晃。男生走到腳爛，女生走得閉經。我的生命一定被山淘汰，被西遷淘汰，被“麻煩症候群”淘汰。

內鄉一個多月，我竟然沒有任何規劃。我完全脫離了現實，思路紛亂，不能集中。蒼天在上，我不早不晚忽然生了一個瘡，而且不偏不倚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無性命之憂，但不良於行，可以列入病號，走水路坐船。蒼天憐憫我，不，蒼天憐憫我一生行善的母親。文章寫到這裡，我跪下祈禱。

這個瘡來得突然，無聲無臭，右大腿內側靠近“鼠蹊部”起了圓形的硬塊，像塞進去一個桃子。等到它熟透變軟，正中央出現了小小的火山口、溢位膿血來。我趕緊到醫務室找護士，問這種瘡叫什麼名字，她說沒有名字，中醫稱為無名腫毒。還好，我從小就聽中醫說“病怕無名，瘡怕有名”。陳百融同學說，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學生接待站”的時候，他的鄢陵同鄉張坤木生了一個瘡，外表不紅不腫，只是痛，只是有個瘡口每天流血流膿，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膿外流了罷，死的時候骨瘦如柴。那叫“貼骨瘤”，醫書上有圖有樣。

我們的護士姓戚，她下手治療，動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膿血擠出來，再把紗布剪成又窄又長的帶子，用黃藥水浸透了，從瘡口往裡面塞。紗布和黃藥水是醫務室裡僅有的藥物。現在想想，那樣的治療簡直是兒戲，可是那時她全神貫注，一絲不苟，大約一公尺長的紗布全塞進去，鑷子不會碰到瘡口。每天換藥一次，把沾滿膿血的紗布取出來，把浸透了黃藥水的紗布塞進去，人雖長得高頭大馬，但是手法輕妙，我幾乎沒有感覺。

我們的護士實在是個好人。她本來也是學生，和未婚夫一同出來流亡，寧願自己就業，讓未婚夫去讀高等學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濟愛人，養活自己，還把愛人的小弟弟帶在身邊，照顧他讀書。這教人產生許多溫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學位，和她結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來報答妻子。

多年後，我們算是懂事了，一想起她來就非常擔心。我們漸漸能夠以男人的眼光發覺她不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學同學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回到她的身邊。她實在不該自己原地不動，用盡力氣把未婚夫推舉得那麼高那麼遠。一個人用生命編寫劇本時，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個角色。

又過了多年，我終於聽見了不願聽見的訊息。那男子果然和別人結了婚，她曾經投水自殺，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來。

轉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結局省略了，在真實的生活中，結局往往是盤中的殘餚。我不知道她怎樣度過悽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補償。也許上帝只是打發一位和尚告訴她，她不該有那麼大的野心，想為自己創造一個有高階學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來源。

我們心地善良的護士對學校當局說，我不能爬山，必須坐船。此行有水旱兩路行進，水路僱船溯漢江而上，承載檔案、糧食、病號和年老的教職員，限制很嚴。我們大慈大悲的護士力爭，她說武當山裡野狼多，我若掉隊，一定喂狼。

我於是羞答答坐板車到了老河口。老河口當時是美國空軍基地，河南戰爭中一度陷於敵手，兩天後奪回。記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長，也很直，兩旁的房子很高，兩層。多年後看巴拿馬運河，還想起這條街。我們走在街心，彷彿伸開兩臂就能夠得著兩邊的店鋪人家，那些人顯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著，但是與我們完全無干，我們在老河口市民的擁擠與漠視中浩蕩了片刻。

如果在市內，我只看見老河口的拘謹，碼頭則展示出老河口的奔放不羈。水面開闊，完全不像為橫渡而設，日光碎而尖銳，逢人亂射，威脅著不準細看。張了帆的船和裸著桅的船交臂而過，樣子很悠閒，文人雅士遙瞻目送所體會到的悠閒。那時我已知道人在這裡流血流汗求生鬥死，這裡藏著人生的許多秘密，除非你仔細看，認真看，你將視而不見。

雖然匆匆一瞥，至今不能忘記，一座水旱碼頭的複雜與嘈雜，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個人的臉色都很奇怪，像家中剛剛發生了什麼變故。他們站在生存的第一線，我不瞭解那個世界，也就看不懂他們的臉。

來到老河口，看出歲月是在拼拼打打中過，這裡才是洪爐，是戰場，才有大會戰的威勢。工商業的節奏操縱我的心跳。我喜歡那種感覺。

然後，不容分說地上了船。

我們的船小，也老舊，穹形的篷很低，差不多要爬進爬出。空間雖然侷促，還是要維持男女有別，一條粗席自上而下把船艙分成兩半。押船的江老師一家先上了船，夫妻隔席而臥。不用多問，我只有把揹包放在江老師的枕頭旁邊。一分校有個女生也來同船，理所當然，她去擠江師母和孩子。江老師是個非常瘦小的中年人，說話有氣無力。他不抽菸，在那年代，抽菸與否往往是一箇中年男人的健康證明。我看他來押船也是個名義，他若爬山，也是喂狼。

船上當然還有撐船的老大。這些人個個沉默寡言，氣氛沉悶，好像給這條骨節響動的老船添了許多載重。後來知道了：江老師早已養成習慣，所有的氣力都留著講課的時候用；江師母害偏頭痛，怕音響震動；船老大的陝西話很難懂，懶得和我們糾纏；那位女同學則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天氣很好，風向對我們有利，船老大揚起帆來，我說了一句“一帆風順”。不料那船老大毫不客氣地說：“呸，呸！”又搖著手說：“沒那事！沒那事！”我又驚又窘，江老師覺得他不能不說話了：“你犯了他們的忌諱，他要破解。”

船上都有哪些禁忌？江老師說，這問題不能在船上答覆，要中午停船休息的時候到岸上去答覆。“從現在起，你暫時忍一忍，別說話。”

中午下船休息，江老師破例為我補了半節課。他說，人到新環境，要緊的是別犯忌，所以“入國問禁”。人在船上不能說“帆”，因為“帆”和“翻”同音。凡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飯了”要說“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讓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勝防。有個軍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說“犯人”，船老大馬上惡形惡狀朝他噴唾沫星子，軍官莫名其妙，上去給船家兩個耳光，鬧了一場軍民糾紛。

也不許說“倒”。由此引申，南洋群島，搗亂，級任導師，都不能說。在這裡，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打倒，“道可道、非常道”也不能念。有一群基督徒坐船，每逢吃飯之前，領隊的人說：“我們禱告”，船老大朝他“呸，呸”，每天睡覺之前，領隊的人說“我們禱告”，船老大也朝他們“呸，呸”，結果教徒們群起而攻，指著船家叫“撒旦”，船家也大怒，要趕他們下船。

一條船是一個特殊的小社會，它有它的“文化”，似乎也創造了一套語言，而船老大有無上的權威。我們不屬於那文化，所以東也是禁忌，西也是禁忌。禁忌製造沉默，也可以說對付禁忌的辦法是“不作為”。我想起小時候，每逢大年初一或者祖母的壽辰，閤家老少都沒有什麼聲音，只聽見雞鳴狗吠，正是因為這時節禁忌特別多。我後來也受過威權專斷統治，積累更多的經驗。在一個簡單的封閉空間裡，似乎也沒有理由非說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