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做我們的反病毒卡，我們當時需要很多電路板。為了控制成本，我們都是按照500或者1000這樣的數量去生產產品的。我忘記了我去過多少次深圳採購積體電路，又去過多少次賽格市場，顛沛流離又樂此不疲地去買電子元器件。

當時每個單位都會配一些電腦。而我們的反病毒卡，基本上是賣給機房的管理員。當時我的理念就是把硬體賣給這些管理員，讓他們用我們的硬體去給電腦防毒。

我們做產品很辛苦，但是辛苦就一定有好的回報嗎？我忘記了反思產品本身的問題，我們的反病毒卡無法升級，這就是做硬體產品的弊端。但我又不願意轉換做產品的思路去改進產品。我犯了一個技術員很容易犯的錯誤——固執。

當時我執著於硬體的思路，並沒有從硬體過渡到軟體的思路上來。還記得，我買了一本電子工業出版社的書——《廣譜防病毒技術》，這本書談到一個基於病毒的行為做的研究。我認為做防病毒一定是基於病毒的行為去定義病毒，所以我要收集病毒的行為，這和瑞星的思路非常像。

後來我發現，真正聰明的人會走和我們很不一樣的路。比如後來湧現的江民公司的KV。這款產品就是走軟體的路子。他們每期都會在報紙上打廣告，經典的廣告語是——“KV反病毒升級請你人工輸入一個特徵”。那本書還講了一個概念——如何自定義病毒特徵。當時的病毒還比較少，只有幾十種到一百種，加上變種，取樣這些病毒的特徵，然後根據特徵對病毒加以防範。江民這樣做了，所以江民後來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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