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展恰如楊修所料，在曹操召叢集臣訓示之後，朝局出現新動向。曹操對外宣稱身體有恙退居內宮，除軍務和重大事務外，其他日常政務交與諸尚書與相國鍾繇、五官中郎將曹丕協同辦理——父親主軍政，兒子理民政，曹魏統治的新格局水到渠成般產生了。

曹操這次再不是心血來潮，選擇曹丕絕非賈詡那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所能決定，實是反覆推敲的結果。首先，曹操已六十有二，身體又不好，選擇一個相對有政治經驗的兒子培養要少下許多心血，曹丕以稍長的年齡和擔任五官中郎將的經驗勝出了；其次，曹丕身為長子，符合傳統的宗法原則，選擇他會少許多爭執，也為子孫後代長治久安開好頭；更重要的是，曹魏若想長久穩固必要走儒家正統之路，目前而言就是聯合世家大族為主導的統治，那麼“贅閹遺醜”的曹家也必須提升地位，成為最強的世家大族，因此曹家、夏侯家必須緊緊抱成一團，牢牢控制住軍政大權，祖宗子弟中曹真、曹休、夏侯尚、夏侯懋等那些日後將委以重任的人，曹丕明顯比曹植更有資歷凝聚他們。家族之路與為政之道密不可分，這才是曹丕勝出的根本原因。賈詡的那番話雖擲地有聲，但充其量也只是傾斜天平的最後一根稻草。

自八月初舉行朝會，長達一個月的時間群臣未見到魏王的蹤影，只知他居於銅雀臺，養病兼避暑，大家交代政務的物件換成了五官將和鍾繇，而鍾繇名為相國，卻常以輔助者自居，曹丕聲勢日漸上升；臨淄侯則只剩下閉門思過的分了。所幸局勢太平，孫權慘敗於合肥，瘟疫侵擾，聲勢受挫不小。蜀中雖未平定，有徵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昂坐鎮漢中，諸部轉攻為守，新近又收拾了武都、下辯等地的幾個氐羌部落，得糧谷十萬餘斛；侍中杜襲留守長安居中聯絡，軍情傳遞倒也靈便，整整一月無事，直到九月初鎮東將軍臧霸的一封密奏引起了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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