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最初沒有認出他來。他面色蒼白，剃著光頭，帽子拿在手中，眼瞼低垂。他安安靜靜地坐在我對面，與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長而窄的條桌的另一側。衛兵在桌子的兩邊警惕地監視著一切。我們有十分鐘的時間，我帶來的包裹只有等探視結束時，在衛兵的仔細檢查下才能開啟。

他低著頭，等著聽他想聽的話語。他沒有聽到。他抬起頭，孩子氣地微笑著，眼睛紅腫，充滿恐懼，下面有兩個深深的發青的眼袋，雙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證，他身體健康，而且正在妥善應對。工作環境又熱又髒，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應對。他繼續微笑著，帶著孤兒重新找到了雙親的快樂感激之情。

父親50歲，可荒寂的環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個春天，我上大學四年級。我22歲。我是個怯懦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變得啞口無言，我無法不顧規定，走到桌子的另一邊，擁抱我的父親，安慰他，就如同他是個孩子。我甚至連允許說的幾個詞也說不出來。

我沒有立即回答他有關母親的詢問。最好不要告訴他，由於他的定罪，她已經被解僱，最終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頭廠幹非熟練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時，躬身俯在巨大的缽槽之上，槽中裝著辣椒、土豆和黃瓜，她得用手將它們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證，母親下個月會來看他，我也給他帶來了他一直在等待的訊息：律師聲稱，政治壓力正趨於緩解，拘捕行動已經放慢，“上面”的某處已經承認有虐待行為。我趁著衛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邊傾過身去，耳語道：“律師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檢察官。”這意味著上訴很有可能將會成功，不公正的判決將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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