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對離開羅馬尼亞猶豫不決，最主要的問題是，隨著離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將死去。我想知道，對一位作家來說，流亡是否等同於自殺。不過，事實上我對此並無懷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潛伏於家中的死亡？生活條件的迅速惡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險讓人毫不懷疑我於盛年在另一種語言和另一個國度中的重生。不過，即使是在警察局護照辦理部門慶祝了布盧姆日後，這種不確定感還是牢牢地縈繞在我心頭。

這也許就是我走在街上時盤踞在腦海中的事，我對從身邊走過的人無知無覺。我抬起眼，喬安娜（Joanna）那張平靜的面容一下子映入我的眼簾。她是我的一位詩人朋友，剛剛從巴黎旅行回來。她迫不及待地向我說起法國人的輕薄瑣屑，說起法蘭西文學的衰落。大多數東歐作家，包括我的朋友在內，都既在經歷身處偏遠地區的挫敗感，同時又未免有種夜郎自大的感覺。我們的西方同事不曾體味過痛苦與兩難境地，沒有能力—我們寧肯這樣相信——創作出與我們那偉大、複雜、悲慘、晦澀的寫作有絲毫可比性的作品，我們的作品始終忠實於我們所謂的真正的文學。

“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必須留在這裡。”喬安娜說，“我們是作家，我們別無選擇。”我以前曾無數次對自己說過同樣的話。

“真的別無選擇嗎？”我微笑著問。年輕、高挑、金髮碧眼的詩人那斯堪的那維亞人的漂亮面容上也浮現著笑意。很難相信，我們正在進行如此嚴肅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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