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書畫社搬到貴陽路後，那位王姓的同事如願以償地掌管起書畫社來。原先的社委會在運動中已經癱瘓，我卻還在聯絡業務，但不是負責業務，只是整天騎車在外東奔西跑，為單位的男女老少找點活兒幹，保證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書畫社裡有兩個人的成分和歷史有問題，一個本人是資本家，一個參加過“一貫道”，性質屬於敵我矛盾和“黑五類”，是運動重點；其餘近一半是被抄戶，還有一個畫山水的青年，父親曾是個擺攤賣煙的小販，公私合營時併入國營商店，資本太小，只給了一季度一塊錢的定息，現在也算剝削，這青年的腦袋也耷拉下來了。人們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說話，上班時比以前安靜多了，有時能聽見蒼蠅在空中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聲音。那位當上領導的王姓同事，雖然不是黨員，也非根正苗紅，只是中農出身，在書畫社裡卻是“矬子裡拔將軍”，春風得意，說一不二，他用起單位的錢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剝削階級的一邊，自己雖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問題就是“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所以凡事只能順著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勝利”。幸好我不怵與外界打交道，還有輛破腳踏車跑跑事情方便，這就使我漸漸成了書畫社專職的業務員，在那些關係單位的眼中，我就是個“跑業務”的大個子；我也靠著每天在外邊使勁為這個窮單位攬活，換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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