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空氣裡有種硝的氣味並日漸濃烈，社會變得異樣了；首先報紙成了戰場，不時會一個大人物被拉出來，立刻被種種兇烈的言辭打得人仰馬翻。那時最出風頭的一個筆桿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沒聽說過。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筆特別，偶爾會用一點文學語言，還有一種能夠決人生死的“權威”，這些別人都沒有，僅此而已；我那時只是一個痴迷於繪畫與文學的年輕人，更關注的是歷史的經典，與現實政治距離很遠，對批判的人物是誰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吳晗，對鄧拓和廖沫沙就聞所未聞了。開始時只覺得社會這些異樣的變化與個人關係不大，7月底還在勸業場二樓的舊書店買到一部心儀已久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裡。可是8月初的一天，勸業場九路汽車對面大牆貼了一份大字報，一連十來張，把一座四層樓的大牆都糊滿了，擠了很多人看，題目很新奇——《血統論》，據說是北京那邊來人貼的。一看到裡邊那兩句扎眼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才感到一種陰冷的殺氣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畢業，我報考中央美院初試透過，但複試被拒絕，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傷”，可是一直並沒感到它對我有什麼妨害，現在它找到我的頭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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