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49年歲暮因胃病來紐約診治，在紐約城郊鄉居已十餘年。因不諳英語，平時和當地居民極少往還。日常除閱讀書報和偶有友好得暇來訪之外，閒居無事，對我國三十餘年來的變亂和個人所參與的軍國大事，曾不時作冷靜的深思及客觀的分析。對個人說，固不無“退思補過”的功用；對國事說，以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對將來當國者也未始不可作芻蕘的貢獻。餘妻郭德潔女士每每勸我撰寫回憶錄，以為後世國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1958年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克爾克博士、該校遠東學院院長幸爾勃博士也分別來函，以此相勸，並雲在幸爾勃、何淬廉兩教授所主持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學部為儲存當代史料，極願襄贊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願，復承世界第一流學府之約，因欣然承諾。該校旋派研究員唐德剛博士前來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時並舉。我口述後，由唐筆錄，整理成篇，然後再就有關史料，詳加核訂，再經我複核認可後，視為定稿。英文譯稿則就中文原稿，略加刪節。三年以還，已積稿盈笥。原稿凡七十餘章，約五十餘萬言。雖仍覺言有未盡，然數十年來我個人所參與國事的要節，以及我個人生平事蹟的大略，於斯篇已可見其梗概。茲於篇末，再綴數言，以為結論。

一

回憶我少年時代，正值清廷衰敝，國內仁人志士群起力圖匡救之時。當時立憲維新和驅滿革命兩派人士，均朝氣勃勃，人盡忘其小我，為挽救國族而奮鬥。照常理推論，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國應可立臻富強，孰知辛亥以後，朝氣頓失。昔日慷慨悲歌、捨身為國的志士，往往於旦夕之間即變為暮氣沉沉的政客，甚至為擁兵殃民的軍閥。那時我本人正是少年，目擊此種變易，失望之餘，便深覺革命大業開創固屬艱難，守成亦至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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