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總統的三個月期間，本抱“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欲為不可收拾的殘局盡最後的努力，期望息兵，達成和平局面，解人民於倒懸。古人說：“盡人事而聽天命。”但是因環境特殊，蔣先生處處在背後牽制，使我對這匹“死馬”實未能盡應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絲毫作為的第一項基本原因，便是蔣先生在決定引退之時，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臺灣，以貫徹其改造黨政軍成為三位一體的心願，維持一個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陸放棄之後，國際情勢必益惡化，第三次大戰亦必隨之爆發，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陸重溫接收政權的美夢。為佈置這一退路，蔣先生於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孫科的行政院任命陳誠為臺灣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陳誠於1948年春初自東北鎩羽歸來之後，在京滬一帶的東北籍人士群起鼓譟，恨不得殺陳誠而後快。蔣先生不得已，準陳誠辭職赴臺，託辭養痾，實另有所佈置。此次新職突然公佈時，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無所知。陳誠得令後，立即自草山遷入臺北，1949年1月便在臺北就職視事。行動的敏捷，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鮮見。由此可知蔣先生事前佈置的周密。

陳誠上任後，蔣先生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臺。因自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之後，民間所藏的銀元、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據當時監察院財政委員會秘密會議報告，國庫庫存金鈔共值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此數字還是依據中國公開市場的價格計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全部黃金為三百九十萬盎司，外匯七千萬美元和價值七千萬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金五億上下。

蔣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國銀行所存的美金一千萬，匯交當時在美國的空軍購料委員會主任毛邦初。囑毛將該款以及毛氏手上的餘款悉數自紐約中國銀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義存入美國銀行。據毛氏事後對人說，蔣先生慮及與中共和談成功，聯合政府成立，該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後因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與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蔣互控貪汙的罪名。周指毛購料舞弊，毛則控周將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銀號，據為己有。政府即派員到美京空軍購料辦事處查賬，結果並無賬目不清的跡象；而對周將空軍款項以私人名義存放香港銀號一事，竟亦置之不問。毛氏認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齡以毛邦初系蔣先生元配毛氏的內侄故，心存忌妒，遂慫恿蔣先生將毛邦初撤職，並勒令將當初私相授受的鉅款交出。毛以該款既屬渠私人名義所有，並無公款佐證，拒不接受。此為後來國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內幕的由來。

因此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臺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臺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作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政府救窮乏術，唯有大量印發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圓券”。大票成群出籠，致幣價貶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場完全崩潰，百業停頓，軍心民氣完全喪失，遂形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為搶救這危局，我曾數度就商於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國能貸中國一批白銀，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總是說：“總統先生，你有其名無其實，政府實權完全未更動，不管美國運來多少金銀，還不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我不得已，電令駐美大使顧維鈞就近向美國政府交涉。無奈顧大使仍以蔣先生的意旨為依歸，對我虛與委蛇，來往電報完全漫無邊際，不得要領。

金銀之外，蔣先生又秘密將海軍、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臺灣為中心。值此江防緊急之時，海軍、空軍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軍鬥志便大半喪失，縱有可為也不可為了。

蔣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預備放棄大陸，他要我出來，顯然是借刀殺人，好讓他爭取時間，搶運物資赴臺。此種司馬昭之心，連美軍顧問團也看出了。

1月5日，時距蔣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餘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顧問傅涇波來見我說，美駐華軍事代表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氏有計劃地放棄大陸，經營臺灣，甚為詫異。因自平、津、濟南失守，及徐州會戰失利後，共軍雖已增至二百萬人以上，但國軍亦立即調整補充，兵力仍號稱三百五十萬，雖裝備奇缺，唯尚有半數可戰之兵。且西北地區和長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時期即做放棄大陸的準備，無乃太早。巴大維將軍並認為臺灣系美軍從日本手中解放出來的，雖開羅會議時有歸還中國的協議，但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之前，其主權誰屬，究未有法律的根據。今蔣總統即欲據為己有，作為撤退海軍、空軍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維將軍擬請司徒大使向蔣總統提出口頭的抗議，但是司徒大使尚未決定採取任何行動，故特遣傅君先來問問我的意見。

我只好對傅君說，我對蔣先生這項計劃一無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後種種跡象證明巴大維的訊息是正確的。蔣先生確已作放棄大陸的決定。他要我出來，不過暫作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佈置。佈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臺，再由他自己來和共產黨唱對臺戲。我如果真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違於蔣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劃，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

蔣先生既有這項決定，則我不論為和為戰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為軍國大權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虜，只有聽任他的擺佈。

為便於控制全國各地一切軍政措施，蔣先生返溪口之後，便在其故里建立電臺七座，隨意指揮，參謀總長顧祝同對一兵一卒的調動完全聽命於蔣先生。2月16日，我在總統府宴請留京高階軍政人員閻錫山、于右任、居正、顧祝同等。眾人方入席，侍從人員便來報告說，溪口蔣先生有電話給顧參謀總長。顧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電話。蔣先生這電話原先打到國防部，部里人說：“代總統今日請客，參謀總長現在在總統府吃飯。”蔣先生便命令將電話接到總統府。是晚我們一席未終，顧祝同先後接了三次溪口的電話。由此可見蔣先生對各項軍政大事控制的嚴密，實與退休之前無異。但是所有我對他的要求，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和自臺北提運金鈔回京等事，蔣先生卻又推託說，下野之人，不干預軍國大事，把責任推到陳誠頭上。但是我給陳誠的命令，蔣又授意陳誠置之不理。

蔣先生這種作風，當時不特黨內元老於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蔣先生數十年的心腹何應欽、張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順眼。他們一致認為要挽狂瀾於既倒，一定要蔣先生放手，讓我可以大刀闊斧地興革。他們認為要蔣放手，最好請蔣先生出國考察。但是誰都知道蔣先生的脾氣，南京方面，雖大家都有此意，卻誰也不敢向蔣先生當面提出。至於接近我的人，為避嫌疑，皆謹言慎行，尤其不敢亂作主張。當時CC系報紙以及少數不明內幕的新聞界，以訛傳訛，甚或故意造謠，說我們“桂系”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所謂“桂系”領袖如黃紹竑、白崇禧等，那時皆常住武漢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幹部如李品仙、程思遠、張任民、韋永成等，也都齊集白崇禧幕中，很少與我接觸。我在南京日常過往的，皆是蔣先生夾袋中人。甚至我身邊的衛士，正如吳忠信所說，都是蔣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謹慎。所以當時氣憤填膺而形於顏色的，不是“桂系”領袖，卻是張治中、何應欽、邵力子等人。

蔣先生幕後違法控制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儀被撤職逮捕一事。1949年2月底，京滬衛戍總司令湯恩伯忽親赴杭州，將陳儀拘押撤職。遺缺由湯部第七十五軍軍長周碞接替。

此事的發生殊出人意外，我身為元首，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換拘押，直等報紙刊出才知道。時任行政院院長的孫科亦不知此事。事後，蔣先生才打電話給孫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出追認。此事表面上雖為湯恩伯所執行，背後實全由蔣先生指使。湯的地位不過是京滬衛戍總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換省政府主席的事來，實在太不成體統。我聞報之下，便十分憤怒，擬查明事實，嚴辦湯恩伯。

京中高階文武官員見我生氣，怕我要手令撤職查辦湯恩伯，而湯分明是遵蔣先生的意旨辦理的，這樣一來，豈不對蔣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紛紛來勸。

後來孫科、何應欽也先後來相勸說：“蔣先生的作風一向如此，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在現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之下，和蔣先生鬧翻了，事情將更不好辦。”這兩位先後身肩內閣重任的行政院院長的態度尚且如此，我為顧全大局，不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陳儀被拘禁撤職的原因，據報紙所載，是因為他有意勸湯恩伯於長江下游讓出一缺口，任由共軍渡江。其實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內幕卻是蔣經國向他父親告御狀的結果。蔣先生每次下野，總歸要殺人洩憤。此次陳儀被蔣經國告一狀，適逢其時，所以便倒黴了。這件事的內幕是這樣的：

1948年8月政府發行“金圓券”以吸收民財之時，蔣經國奉命去滬監督兌換民間白銀、黃金、美鈔。蔣經國為此特在上海組織了一個“青年救國團”約數千人，分頭逼迫人民兌換，並藉故查究商人販賣奢侈品。拘人、槍斃民命、查封商鋪，日有所聞。不肖之徒，乘機勒索，尤不勝列舉。不到三個月，金圓券的幣值已不能維持，人心惶惶，舉國鼎沸，輿論尤嘖有煩言。蔣先生見搜刮民財的目的已達，為平民憤起見，乃下令撤銷蔣經國的兌換機構，並飭其率領“青年救國團”赴杭州候命。不久，蔣先生即引退下野。適此時美國有一批剩餘物資（軍火）運抵上海。一批黃埔系軍官聞訊大喜，群起要求參謀總長顧祝同予以分配。顧向蔣先生請示，蔣堅拒批發。原來蔣經國意欲用這批美械來裝備他的“青年救國團”。蔣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發給蔣經國，只叫顧祝同將該批軍械運往浙江衢州，暫交經國保管。蔣經國遂令其副團長負責執行。孰知這副團長是個潛伏的共產黨，後來共軍渡過長江向浙贛路急進，這批美械竟原封不動轉到共軍手中去了。

“青年救國團”在杭州無所事事。這批青年原來又是烏合之眾，良莠不齊，在杭州一帶橫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擾，紛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狀。陳儀收到的人民控訴書不下數百份，正不知如何處理。適蔣經國由上海到杭州來向陳儀討給養，說：“請陳伯伯多多幫忙。”本來省政府的經費是有一定預算的，何況這“青年救國團”是私自成立的，並未向政府登記，這突如其來的數千人的給養，一時實不易籌措。據說，陳儀曾對蔣經國沉痛地說：“我們既救國乏術，也不應盡情蹂躪自己的桑梓，吾人實無面目見浙江的父老。”說了，從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訴書遞給經國說：“你看裡面控告‘青年救國團’的罪狀，較諸土匪有過之無不及。”經國接過來略為翻閱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發，掉頭而去。經國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獨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個大釘子，焉肯幹休？乃氣沖沖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狀，難免畫蛇添足，說陳伯伯抨擊“青年救國團”類似一群土匪，如此說來，經國是土匪的小頭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頭目了。

蔣先生聞言，不假思索，即大發雷霆，立刻打個電話把陳儀罵得狗血淋頭。未等陳儀搭腔，便把電話掛了。次日，湯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湯旋即親到杭州將陳儀撤職拘押，遺缺由湯氏暫派周碞代理。事有湊巧，那時有個閒散軍官是陳儀和湯恩伯的小同鄉，到省府求差事，陳因無法安插，就寫了一張便條，介紹給湯恩伯酌予錄用。湯即捏造事實，謂便條之外，陳儀並致意恩伯說，大勢已去，不必糜爛地方，倒不如開一缺口讓共軍渡江。這閒散軍官先被槍斃以滅口，這段駭人新聞曾刊載於滬上各大報。

這一類事，在蔣先生個人經歷上本是罄竹難書。不過現在他已下野，國事至此，他的惡習氣竟變本加厲。在南京的何應欽、顧祝同等，提到蔣先生這種作風，無不痛心疾首。但是何應欽心頭口頭雖然不滿，而對蔣先生仍不敢有絲毫違抗。我有時難免因何應欽的矛盾言行而詫異。何才據實告訴我說，他在南京早有特務跟蹤，他稍有不慎，即有殺身之禍！說來令人不寒而慄。

二

蔣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預，便是他破壞了政府的江防計劃。蔣先生原非將才，東北及徐、蚌二役可說是他親自指揮垮了的。當時我和白崇禧力爭，徐蚌之戰應本“守江必先守淮”的傳統原則作戰，而蔣不聽，硬要在徐州四戰之地與共軍作戰，卒至一敗塗地。此次守江，雖已屬下策，但是我們究有強大的空軍和數十艘軍艦為共軍所無，若善加利用，共軍亦未必可以飛渡長江。無奈蔣先生無意守江，卻要守上海一所死城。執行他這錯誤戰略的，便是他最寵信而實際上最膿包的湯恩伯。

1、2月之間，當共軍已逐漸迫近長江北岸時，國防部召開江防緊急會議，事前並由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中將擬就守江計劃，開會時提出討論。此次會議由參謀總長顧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級將領蔡文治、湯恩伯等人。我與何應欽也應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計劃。大意是說，我江防軍主力應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為這一段長江江面較狹，北岸支流甚多，共軍所徵集預備渡江的民船多藏於這些河灣之內。至於江陰以下之長江江面極闊，江北又無支河，共軍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應欽、顧祝同和我都認為十分妥洽。

但是湯恩伯卻大不以為然，聲言這方案大違總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體是把我江防軍主力集中於江陰以下，以上海為據點，集中防守。至於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數部隊以為應付，簡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長江。

蔡文治認為這是自殺政策，在戰略及戰術上均屬下策。無奈湯恩伯是掌有實權的江防總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軍四十餘萬人都在他一人節制之下。湯堅持他的守據點的計劃，並說：“這是總裁的方案，我必須執行！”

蔡文治說：“就戰略、戰術來看，我想不論中外軍事家都不會認為放棄長江而守上海是正確的。現在代總統、何院長、顧參謀總長都同意我們作戰廳的方案，為什麼你獨持異議？”

湯說：“我不管別人，總裁吩咐怎麼做便怎麼做！”

蔡說：“總裁已經下野了，你還拿大帽子來壓人，違抗參謀總長的作戰計劃，如果敵人過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嗎？”

湯恩伯至此已血脈賁張，完全失去常態，頓然把桌子一拍，大聲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麼東西？什麼守江不守江，我槍斃你再說，我槍斃你再說……”說著，把檔案一推便衝出會場，揚長而去。

蔡文治也氣呼呼地把檔案收起來，連說：“這還能幹下去？這還能幹下去？我辭職了！”

我望著何應欽、顧祝同二人說：“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顧二人也苦笑著說：“老總不答應，那又有什麼辦法，只有讓他垮呵！”他們所謂“老總”就是指蔣先生。

我當時便想湯恩伯只知道蔣先生，把我們李、何、顧三人不放在眼內，簡直不成體統。要阻止敵人渡江，首先要把湯恩伯撤職，但是湯氏手握重兵，何應欽、顧祝同又不敢哼一聲，我當然也無法撤換他，只好眼睜睜看他胡來。

在這種情勢下，我覺得蔣先生如繼續在幕後牽制下去，就必然要同歸於盡。我要挽回頹勢，則必須請蔣先生放手。因於4月10日作一親筆信請閻錫山、居正兩人帶往溪口與蔣先生面商。我在信內指出，如果蔣先生不採取適當步驟以挽救這種混亂局面，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貽誤國家大事。閻、居返京後，所談不得要領，僅由張群傳話說，蔣先生擬往杭州，約我赴杭面談。

但是此時正值緊要關頭，我何能分身，遂作罷論。

以後長江防務，自然由湯恩伯按蔣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湯氏把他的三十萬精銳（第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二、七十五等軍）悉數調往上海一隅，徵集民財，在四郊築碉防守。南京、鎮江、蕪湖一線，則以戰鬥力極為薄弱的部隊聊作應付。這種部署無異於“開門揖盜”，共產黨自然就更不願與吾人談和了。

3、4月間，我得到情報說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與共軍接洽，預備於共軍渡江時叛變響應。我特為此事與參謀總長顧祝同計議。顧認為流言不可輕信。因戴為黃埔學生，為蔣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陰要塞司令的要職，而且顧祝同自言與戴為親戚，信其無他。

我說：“墨三兄，這年頭父子尚且不能相顧，親戚能靠得住嗎？為謹慎從事，我看還是把他暫時調開。”

顧說：“這事我不能做主，需要請示總裁才行！”

我知道請示蔣先生是多餘的，遂未多言。

孰知4月21日共軍渡江時，戴戎光果然叛變，利用要塞巨炮反擊我江防艦隊，艦隊或沉或逃，共軍木船乃蔽江而過。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大好江南，頓時便赤焰熏天，無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純然為著五百根金條而叛變的。他叛變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覺得大勢已去，應該向共產黨“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於蔣先生授意“儲存實力”，讓共軍渡江。共軍既渡，戴無處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共軍則自蕪湖以西大通、青陽一帶強渡。因為此地守軍都是劉汝明所部，戰鬥力十分薄弱，一見共軍登陸，或降或逃，中共大軍如入無人之境。南自江陰，北至蕪湖，以鉗形攻勢向南京進迫。

4月21日我召集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高階將領會商今後戰略。與會諸人莫不慨嘆。因眾人皆清楚，蔣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勢不會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實參證，我知道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臺，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時日延長，美國政府可能改變對華態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則我李某人坐擁半壁河山，中共固無法南侵，而蔣先生的獨裁政權亦將永成歷史名詞了。

蔣先生生性便是極端狹隘的人，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湯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爭取時間，搶運物資，然後把湯部精華撤往臺灣，另建一個小朝廷。

我們留在南京的將領，一致認為南京無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對防守武漢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堅具信心。他主張放棄京、滬兩地，把湯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贛線和南潯線，與華中部隊約四十萬人成為掎角，以固守湘、贛，防止共軍攻入西南。

我極同意白崇禧的計劃，何應欽、顧祝同也認為這是今後唯一的出路。但是蔣先生如果不同意這計劃，則一切皆是空談。大家乃決意於4月22日赴杭州一行，看蔣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議說：“今後局勢，如蔣先生不願放手，則斷無挽回餘地。你應乘此機會向蔣先生明白提出，蔣、李二人只能擇一負責領導政府，以期統一事權，而免拖泥帶水！蔣先生既已引退下野，應將人事權、指揮權和財政權全部交出。”我說：“這正是我的意思。”

4月22日晨，我們分乘專機三架飛往杭州，蔣先生已在筧橋航校等候。我們抵達之後，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憤。我首先向蔣先生說：“你當初要我出來，為的是和談。現在和談已經決裂，南京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