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羅便臣道92號，位於半山之中，是一座陳舊而寬敞的三層樓洋房。這所房子原是陳炯明在廣東失敗後，在港避難時的住宅。我在武漢失敗後，用月租銀九十元賃居於此。到了“九一八”瀋陽事變，李濟深被釋來港，也住在此處。他後來用兩萬元港幣把這座房子買下，直至朝鮮戰爭發生，中共“抗美援朝”達最高潮時，才賣去捐充中共軍費。

我在香港住下後，便有各種訪客專程來訪。最有趣的是張宗昌、孫傳芳等也託人來表示說，他們二人的軍隊可說是我一手擊敗的，英雄識英雄，不打不相識，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題發揮，說我勾結軍閥，所以對他們的善意都婉辭謝絕了。嗣後陳炯明、沈鴻英也用同樣方法求見，我也以同樣理由婉拒了。

當時最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訪客，卻是青年黨的領袖曾琦。但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在“以黨治國”的政策之下，政府嚴禁其他黨派的活動，所以我對青年黨的實際情況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屬初次見面，不知其究竟為何而來。曾氏和我寒暄後，首先就把青年黨的黨綱和政策方針從公文包裡取出，遞給我看，同時批評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非計。並謂，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險犯難、殺敵制勝所收的果實，今蔣介石過河拆橋，實有違患難安樂與共之旨。這時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溫語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談話甚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來見我時，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原來他來的目的是想拉攏我加入青年黨。他開門見山地說，我現在和國民黨中央已鬧翻，而青年黨卻正缺少軍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爐灶，加入青年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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