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國曆史上，凡是大兵之後，善後問題總是難處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復時，由於中央任命文武官員實際上均為蔣先生一人所操縱，有欠公允，導致心懷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因直隸（旋改稱河北省）、察哈爾兩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兩市的光復，實系第二、三、四各集團軍協力作戰的戰果。然戰後中央政府對光復地區地方軍政機關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團軍保持一貫作風不薦人外，幾乎全是閻系人物；馮玉祥僅分得北平特別市市長和崇文門統稅局一所。此稅收機構原為北京政府歷任總統私人佔據的肥缺，每月收入約二十萬元。這數目對擁兵十餘萬的馮玉祥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面對坐擁河北、察哈爾兩省暨平、津兩市的閻錫山，難免感覺不平，因而發生怨言。

蔣先生這種措施，事實上也是一種權術。意在挑撥本已互相嫉妒的馮、閻二人，使其發生齟齬，以便控制。閻錫山對蔣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滿意足，但是久歷官場的馮玉祥，對蔣先生的用意豈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對閻氏尚無甚惡意，而對蔣先生的運用詭譎伎倆，卻積憤很深。

因此蔣先生於6月中旬電邀我和馮、閻到北京舉行善後會議時，馮玉祥遂託病覆電不來參加，並電令其駐漢口代表李鳴鐘向我解釋，希望對他原諒，順便探測我對善後會議的態度和意見。馮氏此時坐擁重兵，虎踞西北陝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戰之區。他的消極態度，不特對蔣先生面子上極為難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國即將統一之時，遭受極大的阻力，尤損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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