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初，我三路革命軍會師隴海線時，山西閻錫山已正式附義。革命勢力至此已奄有全國的大部，本可一舉而下北京與天津，以實現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說”的主張。誰知正因軍事進展的迅速，武漢方面反蔣聲浪也隨之高漲。卒使九仞之山，功虧一簣。

因寧漢分立後，武漢方面竟一變“容共”為“聯共”，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凡重要政令悉由兩黨合議施行。蘇聯顧問鮑羅廷操縱一切，儼然太上皇帝。所謂群眾運動更搞得天翻地覆。這種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1927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長沙駐軍旅長許克祥部遂實行反共，並逮捕共產黨員，是為“馬日事變”。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即向國民政府施壓力，要求處罰“不法軍官”，而高階將官唐生智、何鍵等，反而左袒許克祥等，國民黨領袖汪兆銘等也認為共產黨過分囂張，希圖加以抑制。共產黨不服，遂伏下武漢“分共”的契機。適此時第三國際首領斯大林等，也以武漢國民黨不可靠，訓令武漢中共自組“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收地主土地，並組織軍事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等。其真正企圖，是在乘機取武漢國民黨而代之，以與南京相對抗。此項訓令原極機密，孰知第三國際駐武漢代表、印度人魯易，竟於5月31日將全件密示汪兆銘，希望汪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共同奮鬥。汪氏大懼，乃召集中央領袖密議防共之計。6月5日武漢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國民政府顧問職務，並驅逐回國。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人出境。武漢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後，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徐謙等聯袂抵鄭州，電約馮玉祥於6月9日到鄭，會議三日，是為“鄭州會議”。會中，武漢方面決定將河南交馮部接防，武漢軍遂全師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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