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中央北遷問題”實系由蔣總司令堅持要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往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軍肅清鄂贛之敵後，廣州國民政府便決定北遷，以配合北向進展的軍事。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

蔣總司令之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時中央方面防蔣軍事獨裁的空氣正日見濃厚，武漢方面的四、八兩軍，在蔣看來，又非其嫡系。萬一國府和中央黨部遷往武漢，蔣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堅持中央應設在南昌。但是蔣氏的理由卻十分薄弱，他無法否定武漢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對遷武漢的理由是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部在一起。但是總司令部為何不遷往武漢，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蔣的理由是總司令部應設在前方，以便親自督師。但是，總司令部如設在武漢，不是更接近前方嗎？北上可指揮京漢線，東下可指揮長江下游，南昌反無此方便。因此蔣的理由實不成其為理由，說出來真是辭窮理屈。但是蔣氏個性倔強，硬幹到底，絕不表示讓步。

我們克復南昌後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蘇聯顧問鮑羅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抵達南昌，由總司令親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廬山開會。我因系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且未在國民政府及政治會議中擔任職位，所以只是列席旁聽而已。會議未議出什麼具體方案來，各委員便下山徑往武漢去了。他們這一去，顯然是對蔣氏留中央於南昌的計劃的一大打擊。不過，此時分任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譚延闓、張人傑兩氏尚滯留廣東，蔣擬繼續請譚、張二主席留在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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