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我接任營長之後，戰局入於停頓狀態。吳佩孚按兵不進，我軍亦未反攻。我營遂駐於耒陽縣的高亭司訓練。唯此時我發現本營處境十分困難。因我營系自林虎將軍所部暫時調歸馬濟指揮，由於系統不同，難免遭受歧視。寄人籬下，遠戍湘省，真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顧茫茫，官兵都有惶惑之感。加以入湘以來未及一載，而已撤換團長一員，更換營長兩員，自然影響軍心。我升任營長之後，除第二連原為我所統率，不成問題之外，其餘第一、三、四各連連長都因本營處境困難，前途渺茫，故乘更動營長的機會，先後辭職回粵，另謀高就，影響士氣尤巨。

再者，此時戰爭膠著於湘南，我方陷於失利狀態。而政治上，孫中山所領導的軍政府和陸榮廷所領導的實力派，又有水火不相容之勢。初由政治見解的分歧，演變成兩粵地方主義的鬥爭。原來中山開府廣州時，所招募的軍政府衛隊，難免良莠不齊。其中有數名官兵被督軍莫榮新部下指為土匪，而遭逮捕。軍政府數次派員交涉，也無結果。此數名官兵終被槍決，致使中山忍無可忍，乃於1918年1月3日親登軍艦，指揮官兵，對觀音山督軍署開炮轟擊，一時炮聲隆隆，全城震驚。幸而炮彈只掠過山頭，並無死傷，山上炮臺也未還擊，一場風波旋即平息。嗣後，中山張貼布告，曉諭軍民，申斥莫榮新藐視法紀，故特炮擊，以示薄懲云云。中山先生素富革命熱情，並善於辭令，每對群眾演說，口若懸河，故有“孫大炮”之稱。此次怒轟觀音山，名實相符，全國一時傳為趣談。至2月26日，接近中山的海軍總長程璧光，又被奸人刺殺於海珠碼頭，形勢對中山殊為不利。中山先生乃毅然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赴滬從事“三民主義”的著述。其後，軍政府大元帥制雖經改為七總裁制，也不能消弭政客派系與地方主義權利的鬥爭，更因此而招致前退駐瓊崖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的異動。龍濟光受段祺瑞的慫恿，乘隙進攻南路的高州、電白及兩陽，其勢甚為兇猛。林虎奉命率所部進剿，鏖戰兩月，不分勝負，後等李根源率滇軍增援，方將龍部擊潰，退回瓊州。然龍濟光仍不能立足，乃率殘部兩三千人乘船逃往天津。此一勾結袁氏，鼎鼎大名的濟軍遂消滅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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