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目前關於蔣介石的研究能分為四大塊，分別是歐美、日本、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本場次主要談及的是海外的部分，亦即是歐美與日本的蔣介石研究。四個區塊雖分別有其傳統與立場，但卻也相互影響，有些觀點及意識形態不同，但卻有交錯出來的火花，甚至有相近的結論，這是我想談的第一點。第二點我想指出的是，這幾個史學傳統的突破通常遭遇新史料出土或是意識形態的改變，而史料（文字）的出現更為關鍵，近來因為《事略稿本》及《蔣介石日記》的出現，興起一股熱潮，使史料與史學相互推動，促成新的動力。第三點必須提出的是，如果我們以上述觀點來看，目前史學走入全球化時代，大量大陸研究者前往胡佛觀看《蔣介石日記》，不同傳統間的對話變成是必需的，二手研究的回顧必須以全球為視野，關注不同語言的研究成績，因此如果我們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話，就必須站在這四個傳統之上才行，才有機會作出新的研究。第四點，如果由提升蔣介石研究的觀點來看就是一個大課題。我曾與柏克萊大學的葉文心教授談到蔣介石，她認為蔣介石研究為歐美史學研究邊緣中的邊緣，因此我們如何將他放在全球的潮流中，或是將他自後冷戰視野中跳脫，擺回冷戰架構中觀察，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蔣介石應該不僅僅是兩岸對峙的格局，而應該是世界史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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