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0年開始，由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猶主義在德國的擴散，在此之前對宗教事務幾乎沒有任何興趣的愛因斯坦，成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堅定支持者。1921年，他與後來成為以色列國第一任總統的哈伊姆·魏茨曼[1]教授來到紐約，為以色列國家基金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成立於1918年）籌集資金。

下文的前三篇講稿是源於他在1931—1932年第三次訪美時所做的演講（他第二次訪美是在1930年）。第四篇是他1921年訪問美國回到柏林時的講稿，而第五篇就晚得多，不過也是他在定居普林斯頓（1933年）之前的講稿。這些講稿都收錄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一

十年前，我第一次有幸向你們宣講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時候，我們把幾乎所有希望都寄託於未來。今天，回顧已走過的十年，我們很是欣慰，因為在此期間，猶太人團結一致，在巴勒斯坦出色地完成了具有建設性的工作，遠遠超出我們以前所能想到的。

我們經受住了過去幾年裡一些事件帶來的嚴峻考驗。[2]以崇高的理想為支撐，我們不懈地努力，正緩慢而堅定不移地走向成功。英國政府最近的宣告表明，他們對我們的訴求的判斷正漸趨公正。對此，我們予以感激的肯定。

但我們又切切不可忘記這次危機給我們的教訓：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建立滿意的關係，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與英國無關。我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必須就建設有利的夥伴關係形成一個主要框架，以滿足兩個民族的需求。公正地解決這一問題將惠及兩個民族，其價值與重要性不亞於巴勒斯坦的建設本身。須知，瑞士之所以代表民族國家更高階的發展階段，正是因為在不同民族之間建立起一個穩定共同體之前，他們不得不先解決一些更棘手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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