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準備印在由流亡到西歐的東歐猶太青年學生所編的一本年曆上。這本年曆由兩位來自柯尼斯堡大學的醫學學生所編。這兩名學生拜訪了愛因斯坦，請他就“德國大學中的反猶主義”發表看法，於是愛因斯坦寫了這篇文章。遺憾的是，這本年曆最終沒有出版。

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只要我們在猶太人聚居區生活，猶太人身份就會使我們陷於物質上的困境，有時甚至是生命危險之中，卻不會帶來社會或心理問題。隨著猶太人的解放，情形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那些轉向從事腦力勞動的猶太人。

年輕的猶太人在中小學與大學裡，受帶有鮮明的民族色彩的社會的影響。一方面，他尊敬和欽佩這個社會，從中獲得精神養料，獲得歸屬感；然而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將他視為異族的一員，報以某種蔑視與敵意。由於這種心理優越性的暗示性影響，而不是功利主義的考慮，驅使他背棄自己的民族和傳統，並認為自己完全屬於其他民族；同時他又徒勞地對自己和其他民族隱瞞下面的事實，即雙方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雙向互惠的。過去和現在受過洗禮的猶太樞密顧問這種可憐產物，就是這麼產生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衝動與性格上的不足使得他成為現在的樣子，而是，如我上文所說，由一個人數與影響方面佔優勢的環境的暗示性力量造成的。他當然知道，有許多令人欽佩的猶太子孫對歐洲文明的輝煌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除了少數人例外，他們不也都和他一樣屈從於環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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