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1951年12月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使報》（UNESCO Courier），題為《文化必須是世界諒解的基礎之一》（Culture Must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for World Understanding），這裡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163～165頁），參考1975年德文版《愛因斯坦論和平》（557～559頁），題為《文化：國際諒解的必要基礎》（Kultur: ein notwendiges Fundament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為了正確理解《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重要性，就要充分認識設立聯合國及其從屬機構“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所依據的世界形勢。過去半個世紀中戰爭帶來的災難，已經向人們表明，鑑於目前技術成就的水平，各個國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超國家的措施和制度。人們普遍認識到，從長遠來看，只有建立世界聯邦（World Federation of Nations），才能避免引起全面毀滅的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的建立，成為國際秩序的一個良好開端。這個機構不過是一個由各國政府派出的代表所組成的聯合會，它的成員並非按照自己的信念獨立行事的人民代表。而且，聯合國的決議對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沒有約束力，也不存在任何能夠實際執行這些決議的具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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