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一定都要體驗，而且時時都在體驗的體驗，這在哲學上叫做“原體驗”。

——今道友信

我自詡是CCTV的“娛樂底線”。從獻身娛樂的第一天，就自覺肩負起探底的使命。老拘在別人打好的格子裡，不好施展拳腳。

《幸運52》開播以後，我一直為一個問題苦惱：到底“耍”到什麼程度合適？我盡說大實話，但是這麼多年了，觀眾習慣了“規範”的電視語言，實話怎麼實說，才能讓他們既能接受，又愛聽？

比如我能說自己臉長，那叫自嘲，能不能也拿別人的長相開涮？比如我管自家老婆叫“糟糠”，能不能管別人家老婆也叫“糟糠”？最擔心的是一路奔著“通俗”去了，萬一沒摟住呢？

再有，站在堂堂CCTV的舞臺上，我張牙舞爪，奔走呼號，飛卡片，送大獎，“耶！”就算多數老百姓愛看，也保不齊有人不愛看。萬一哪天擦邊球沒打好，就歇菜了。

我琢磨著，得找塊試驗田試試水。這地方，首先不能太大，樹大招風；其次得相對熟悉，容我放開了玩兒，拿花活兒練手。回到CCTV，只需將把式往裡一收，不規範裡透著規範，還是挺新鮮。

玩兒大發了！

1999年初，大連電視臺隆重推出一臺大型綜藝節目，每週六晚100分鐘直播。

主持人大家看著眼熟，有點兒像CCTV那個“幸運52” 。還真就是我。

盡玩兒懸的

節目成本很低，啟動資金7萬元人民幣。

宗旨兩個半字：瘋玩兒！

大連城市人口100萬，僅相當於北京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市民心態開放，最喜新生事物。那敢情好啊，我帶你們玩兒唄！反正就咱自己知道，出點兒格也不礙事哈？

節目的核心還是中獎，老百姓嘛，還有什麼比“實惠”更有號召力？

共設10個獎項，從199元到1999元不等。為了驚險、刺激，我一不弄商標，二不砸蛋，三不打擂臺。我把它藏起來——一共10張獎券，正面是金額，背面是節目LOGO，就在這座城市裡，找吧！

每次直播開始，我就首先公佈10個“藏寶”地點。“想中獎嗎？開始你的尋寶之旅吧。”現在就出發，只要您在100分鐘之內趕到我們的直播現場，只要節目尚未結束，我當場給您兌現！過時不候。

節目中間是否精彩，在此不一一細表。就衝節目結束之前那千姿百態的兌獎大軍，換了您是觀眾，捨得換臺嗎？

有的中年夫婦，穿著睡衣就來了，大概是藏寶地點離他們家近，怕換了衣服再去就被別人挖走了。

還有的年輕情侶正在逛商場，在電視裡看見我的節目，喲，就在商場樓下，快跑！結果女孩兒跑斷了一隻鞋跟兒。

最離譜的一次，我玩兒大發了，居然驚動了當時的薄熙來市長，把警察都招了來。

損招是我出的。我派工作人員去藏寶，一份塞在勝利廣場國旗旗杆的圍欄基座底下；一份插在大連市消防隊消防通道的大門縫裡；其餘的分佈在市內各大五星級酒店，比如大堂假山旁邊，某客房門口的地毯下面。還想在大連市政府門口哨兵的崗位底下塞一個，沒得逞，實在沒法兒靠近。

您聽聽這些地方，能不出事兒嗎？可我當時就是一門心思追求純粹，好玩兒。我只管守在演播大廳裡兌獎，真沒考慮別的。

那天晚上直播結束後，我才知道自己闖禍了。

節目進行到一半，藏寶地點已經公佈，人們匆匆奔走在尋寶的途中。

薄熙來市長正陪同幾位省市領導在勝利廣場看夜景，周圍突然熱鬧起來。怎麼回事？諸位領導茫然四顧，好傢伙，起初還是人聲鼎沸，轉瞬就成了人潮洶湧。幾分鐘的工夫，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2000多個男女老少，一起衝向國旗圍欄，猛搖旗杆。

我的天哪！當導演向我描述這一盛況時，我腸子都悔青了，當即默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對號人座，琢磨這事兒該怎麼定罪。

市長以為聚眾鬧事，又驚又怒，當即透過政府部門報警。武警戰士們衝上前去，疏散人群，群眾連連喊冤：“我們不是鬧事兒的，李詠讓我們到這兒來找獎！”

糟了，真玩兒大發了。

與此同時，市消防隊門口也炸了窩。出動了幾乎所有的消防戰士，手挽手組成幾道人牆，阻擋不斷蜂擁而至的群眾。而前面一撥人已經把大門給拆下來了，“李詠說了，大獎就藏在門上呢。”

這還了得？大連廣電局局長、書記、大連電視臺黨組書記一行，匆匆忙忙直奔演播大廳，找不到李詠，先拿總導演是問：“藝術也要講政治！”總導演也是我的製作人，百口莫辯，只好在心裡埋怨李詠太出位。

是夜，我和製作人一塊兒到了勝利廣場，把國旗圍欄周圍清理乾淨，修補好基座的水泥。又連夜趕到市消防大隊，向大隊長賠禮道歉。

大隊長大人大量，沒讓我賠門，修好就行了，還語重心長地教導我：“你們啊，真是太危險了！幸虧今晚沒有火情，一旦耽誤出警，你們違反的是《消防法》，懂嗎？”

時任大連電視臺臺長王忠玲女士，見我蔫頭耷腦，認罪態度尚好，沒忍心再火上澆油，只說：“李詠，想點兒好法子，行嗎？是，挺熱鬧哇，你想折騰死人是吧？”語氣裡，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不幸中的萬幸是，我沒被警察帶走，而只是接受了一番嚴肅的批評教育，端正了工作態度，強化了責任意識，也打消了下回在老虎灘底下埋一臺電冰箱的念頭。

所以，當我的節目收視率一路飆到38，其他任何節目跟我拼都是死路一條的時候，製作人那叫一個拽啊！總算沒白跟著我擔風險、受牽連！

贊助商排著長龍隊找上門來了。

製作人問製片主任：“他幹嗎的？”

製片主任答：“× ×公司董事長。”

“是現錢嗎？”

“今天星期六，支票沒辦法兌換，先定下廣告位，下週一拿現金過來。”

製作人訓斥道：“沒現金怎麼行？馬上換掉！”

反正後面有的是人排隊，懷裡大包小包的現金。

我錄製第一期節目，勞務費8000，除了個人所得稅以及雜七雜八的開銷，最後也剩不下什麼。從第二期節目開始，費用漲到1000了，後來製作人說還能再漲，我說不用，夠了。我也不是為掙錢來的。

不懂都要裝懂

每週六早上7:20，我就趕到首都機場，8:05準時起飛。這趟便民航班其實沒什麼乘客，多則六七個，少則三四個，頭等艙隨便坐。我和北方航空公司的關係十分融洽，往返機票全免。他們說：“反正也是賠本賺吆喝，不差你這幾百塊。”為了方便我體驗生活，機長還允許我戴著他的帽子，坐在駕駛艙裡東摸摸西瞧瞧。我感覺這樣的“便民”，才真正是便到家了。

飛抵大連是上午9點左右，車到電視臺，跟各位導演一起碰流程。說是一起碰，其實導演一律沒有發言權，只是在旁邊聽我號令。各個環節的設定和取消，我和製作人說了算。

“這節目誰的？”我問。

“我的。”某導演答。

“多長時間？”

“兩分鐘。”

我掃視一圈流程單，果斷決定：“對不起，時間不夠，拿掉！”

說老實話，我這底氣也是硬憋出來的，不懂都要裝懂。如果我不邁出這一步，就永遠不知道其中的玄機。

每次直播前幾小時，工作人員都將當地最近一週的報紙整理好給我，我要迅速瀏覽。因為100分鐘直播裡，差不多前40分鐘都是我一個人的脫口秀，我必須瞭解當地新聞，有共鳴點，跟觀眾才有的聊。很多時候做完節目，我也在大連多呆一天，到處呼朋引伴，走走看看，多些對這個城市的感受。

在一年的時間裡，我沒有因為個人原因耽誤過一分鐘甚至一秒鐘。我和製作人一起對錶，正點開始，正點結束。

那一年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遭遇。

600平米演播大廳一共有6個攝像機位，用行話講，叫6個“訊”。這樣我就可以多幾個說話的方向，省得您老從一個角度看我，怪煩人的。可是一次直播到了後半段，我就納悶兒了，怎麼只有一個攝像機在現場追著我。我在舞臺上前後左右亂跑，它就在底下七彎八拐地跟。那時候還沒有“耳反”，我聽不見導播的提示，只好自己找其他幾臺機器。可是找來找去，確實只有跟著我的這臺亮著紅燈。

後來才知道，另外5個“訊”集體罷工了。因為大連電視臺挺長時間不直播，裝置老化得厲害。這不麻煩了嗎？原來說好六個人來看我表演的，前後左右我都想好怎麼照應了，到了只來了一個。一方面怕機位太單調，我老得換換位置。另一方面又怕動作太大，一激動走過了。

有的裝置老化，它就罷工，還有一些裝置，越老越勤快，該不該幹活兒它都幹，比如那個煙感。

一次直播中間，我正在採訪嘉賓，旁邊放著白煙兒烘托氣氛，煙兒猛了，突聞“唰”的一聲，房頂的煙感居然噴出水來，而且專朝我這個方向噴。

我渾身一激靈。您當是演話劇呢？還人工降雨！我西服背後全溼透了。因為燈光的角度，觀眾看不見水澆在我身上，還讚不絕口： “這次舞美真漂亮！”

我面不改色，堅持著調侃完畢，說：“插播一段廣告，稍後馬上回來。”隨後節目組全體人員都衝上臺來，一塊兒擦地。觀眾這才明白，哦，剛才那個不是“水幕”啊？趕緊也上來幫忙。

真有要跟我拼命的

關於我的爭議，其實從這時已經悄然開始。

當這檔節目播出將近一年的時候，我曾在大連電視臺舉辦過一次小型研討會，探討節目未來發展。前CCTV副總編陳漢元先生、中國傳媒大學徐舫州教授、鳳凰衛視節目總監宋南男先生都應邀出席，觀看了一些節目經典回放。

那段日子裡，我一再試圖躍出傳統的話語形態，拼命冒泡兒，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也說，我不做先挨刀的，誰先挨刀？看完節目，他們一致的評論是：“李詠，你太狠了！”宋南男補充：“你這樣兒，要是在CCTV，死定了！”

喜歡我的觀眾，那是真喜歡。

記得第一期節目在大連電視臺播出以後，第二天，《大連日報》頭版便向所有市民提問：“你喜歡李詠的主持風格嗎？”底下是一整版的正、反方意見，喜歡我的把我往天上捧，討厭我的把我往死了踩，針鋒相對，尖銳直白。

到大連兩個月，我不得已僱了一名“貼身保鏢”。不是我譜兒大，是真有要跟我拼命的，大街上突然跳出來指著我鼻子罵：“李詠啊李詠，你禍害人哪！”我下個禮拜還要直播呢，萬一毀容可咋辦？

但就是在褒獎與貶損之間，我找到感覺了。

我就是要當一個“備受爭議”的主持人。什麼時候人們開始為我展開爭議，爭得急赤白臉，形成若干陣營…一個字：好！

一個主持人沒有爭議，只能說明他沒個性，老少咸宜；要麼就是他裝——見了小孩裝嫩，見了老人裝乖，不男不女所以男女通吃。

所以，我特別享受“備受爭議”。你爭故我在！

爭議到什麼份兒上？喜歡我的，不喜歡我的，都開始帶著某種“預設的形態”來審視我。前者，我說什麼他都愛聽。後者，我說什麼他都挑理，還偏不換臺。

有一次節目邀請李永波做嘉賓，跟他聊起近況，他說剛從國外回來，兩個多月沒見到妻子了，買了一束鮮花送給她。

“哦，那您妻子在家，沒準備一瓶紅酒嗎？”

“有啊，當然有。”

“味道怎麼樣？”

“挺好，後來喝挺高。”

“哦，喝高了，然後呢？”我特順其自然地問。

他突然警惕起來，“什麼意思？”

“我就想知道……然後呢？”

就為這“然後呢”三個字，有人不愛聽了。

第二天報紙就出了評論，“李詠做節目誤導未成年人”、“中年人不禁臉紅”、“老年人看不下去”……

我“啪”地把報紙往桌上一拍，“我TMD說什麼了？我不就問了個然後嗎？”

為什麼不能將娛樂進行到底呢？非得以娛樂的外殼包裹嚴肅的核心？

這是我多年以來的一個疑問。

問大眾，也問自己。

娛樂屬於人民

不管怎樣，我很清楚，節目屬於人民。任何時候我都必須一屁股坐在老百姓的立場上，這是一個大眾娛樂節目主持人的職業道德。

比如大連市有幾條街道，不允許汽車鳴笛。這條規矩沒影響別人，單把計程車司機難住了。您想想，1999年，買私家車的才幾個？滿大街轉的不就是計程車嗎？不讓鳴笛，遇上前面司機手潮的，行人走路不守規矩的，還不急死誰？

我呀，得替“的哥”們說說話。正好大連電視臺喜遷新址，演播大廳升級到1500平米，耍得開。

“嘀嘀——”我開著一輛計程車直接上了臺。

“對不起，此處不能鳴笛。”我的搭檔，一位女主持人，扮演成女交警，做手勢攔住我。

心連心

“你說嘛？我不懂！”我滿口天津話。

“擱這兒不能按喇叭！”她也改成大連話了。

“不讓按喇叭，那為啥裝喇叭呢？直接裝音響好不好？一按就唱歌：‘大連，我親愛的家！’那CCTV不是老播嗎？”

“我說你這人，咋彪呼呼的？”女交警急了。大連方言“彪呼呼”，類似北京人說的“傻冒”。

“你才彪呼呼！萬一前面有人在大馬路上扭秧歌，我不按喇叭，撞上了誰負責？你負責？”

太能抬槓了，把女交警噎得一愣一愣，完全即興表演，隨意發揮。接連兩三個星期，我都在節目裡替“的哥”說話。本來嘛，多不容易啊，起早貪黑，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欠200塊份兒錢。大馬路上車來車往，就屬他們是弱勢群體。哪兒來這麼多規矩啊？講理不講理？

事後想想，有點兒後怕，我是不是有點兒忒不懂事？這不明擺著跟長官叫板嗎？

那天晚上直播結束，我從電視臺出來，媽呀，震撼！我差點兒沒哭出來。

只見門口馬路邊上停了一長溜出租車，隊伍見首不見尾，保守估計也有一百多輛。我剛一露面，一百多個車門齊刷刷地開啟，一百多位司機師傅從車裡鑽出來，筆桿條直站成一列，“啪啪啪——啪啪啪”，有節奏地鼓起掌來。

他們都只是站在原地看著我，沒有人上來要求握手簽名合影。

我愣住了。能把這理解成“致敬”嗎？有點兒不要臉，可誰能告訴我這不是致敬又是什麼呢？

那一刻，我真的懂得了自己的——說個裝孫子的詞兒——使命。

我也可以選擇坐沙發，弄個“高階訪問”，可我就喜歡坐馬紮，就願意跟群眾“心連心”。

五月槐花盛開的時候，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大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