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是在紛紜世事之中的許多複雜因子，在執行之間偶有利於你的空隙。然湊成的這個空隙稍縱即逝，所以，要把握時機確實需要眼明手快地去“捕捉”，而不能坐在那裡等待或因循拖延。

——羅蘭

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

1906年，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端方、戴鴻慈等人先後回國，向清廷彙報考察情形，一致奏請改訂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

考察大臣建議：“宜略仿責任內閣之制，以求中央行政之統一。”

他們在呈慈禧太后的奏摺中寫道：

查東西各國無不有責任內閣。責任內閣者，合首相及各部之國務大臣組織一合議制之政府，代君主而負責任者也。蓋中央政府實一國行政之總樞，一切政策從茲出焉……中國內閣昔為樞要，今如閒曹，比之各國固不同矣。軍機處雖有類各國之內閣，然對於上則僅備顧問，對於下則未受責成，考其職權，只略如各國之樞密顧問院耳。

從中國歷史上看，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中的一對矛盾。從法理上講，專制之意就是將權力授予一人的一種治國方式，即國家的一切大事由君主一人裁決。但是國家之大、事情之多不是憑專制君主一人的精力來日理萬機就能夠解決的，於是便有了“助理萬機”的宰相一職的設定。但皇帝和宰相在分權的概念上是模糊的，雖也有權相將皇帝置於傀儡地位的事實，但從總的發展趨勢上看，皇權是朝著擴大並膨脹的方向發展，相權則一步步縮小，到明清時，被公然視作君權的對立物而從制度上加以消滅。皇權的不斷強化雖然維護了皇帝對行政權獨裁的需要，卻妨礙了大臣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的發揮，從而造成國家機器運轉的遲緩和行政效力的低下，整個行政系統的活力因而大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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