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西蒙茲[161]的話，我成了現代道德中的問題，儘管當時我覺得我就是這問題的答案。現在所有人都在說我的獨特氣質，因為，和往常一樣，我選擇了一個戲劇化的世紀把自己的性醜聞抖了出去。連德國人都對這個話題感起興趣了。而且，發生在我身上的諸多奇事之中，最奇異的莫過於我將不會以藝術家而傳名於後世，我會成為一個病例，一個心理研究物件，和俄南[162]、希羅底[163]齊名。愛德華·卡彭特[164]的那些比較有暗示性的章節裡也可有我一席之地。我對卡彭特很瞭解，儘管他似乎不瞭解自己—他在某處寫過，對罪的意識，顯示了人類的弱點。但是我們的真正軟弱要比這有趣得多：我們說某些活動是罪惡的，其目的正是為了更狂熱地享受它。

這個問題—這也一直是現代思想中的問題—是命名的問題。比如我並未顛倒黑白，我只是盡情享受[165]。如果我是天王星人，我便是從天王星接受群星光輝的天空之中蹦出來的。因為我把男性的愛當作最至高無上的愛，哲學家把它作為最理想的愛，藝術家從男性的身體上能看到精神之美的輪廓。現代醫學就如同中午時瞎叫的貓頭鷹一樣，在男性之愛的光芒中看花了眼，所以發明了新的術語來描述男性之愛—但是用“健康”和“病態”這樣的說法對精神狀態進行分類實在是差強人意。誰不願意像列奧納多[166]和溫克爾曼[167]那樣病態？誰又願意像豪爾·凱恩[168]和卡舍爾·霍伊夫人[169]那樣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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