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形勢的日益緊迫，之前面對拉錫還談笑風生渾不懍的年羹堯也穩不住勁了，接到最後一次讓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後，寫下了大概是這輩子最跌身段的“乞憐折”。其折曰：

臣羹堯謹奏。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執法，臣的罪過不論哪一條哪一件皆可以問死罪而有餘，臣如何回奏得來。除了皈命竭誠懇求主子，臣再無一線之生路。伏地哀鳴，望主子施恩，臣實不勝嗚咽。謹冒死奏聞。

奏摺上沒有硃批，雍正帝看後有何觀感，我們也不得而知。不過顯然，皇帝示意下的舉朝倒年活動並沒有因此放慢了腳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貴妃去世後的半個月，議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堯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黷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

與早期王朝或者亂世王朝裡強權皇帝一不高興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種看似更講理、更法制化，當然也可以說是更狡猾虛偽的傾向：善於給人定罪。化用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用數目字管理國家”的理論，可稱為用數目字管理罪犯。

對中國歷史有一定了解的讀者，可能都知道這樣的說法：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殺士大夫，這是宋朝的重要國策，且被執行得比較徹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氣溫和，讓大臣拿話擠對到牆角了，也沒什麼辦法，不但殺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遠遠打發出去，還擋不住他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並以此名垂青史，備受後人的同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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