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後，李大釗又一次去天津。不過，這一回全然不同，沒有公開露過一次面，行蹤絕密。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關逼近，家家戶戶門前貼起了“迎春接福”、“永珍更新”之類的紅色橫幅。離正月初一——公曆2月20日，眼看著只剩幾天了。

一輛騾車緩緩駛出北京城朝陽門，先南後東，朝著天津進發。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年約三十，留著八字鬍，戴金絲邊眼鏡，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裡裝著好幾冊賬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債的賬房先生。他講得一口北京話，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車篷之內，像是畏寒，一頂氈帽壓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鑑，約莫四十多歲。此人看上去像個土財主，抑或是那位賬房先生的下手。他總是“免開尊口”，要麼無精打采地閉目養神，要麼默默地凝視著道路兩旁那落盡葉子的禿樹。

那位“賬房先生”，便是李大釗。那位躲在車裡的，是陳獨秀。他倆喬裝打扮，秘密出京。

風聲甚緊，警察在追捕陳獨秀……

事情是前些天報上關於陳獨秀的報道引起的：

《陳獨秀在武漢文華學校演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

《陳獨秀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對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離武漢》；

《陳獨秀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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