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大”，毛澤東受到全黨的擁戴，還在於他善於團結同志，即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

毛澤東沒有對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實行“殘酷打擊，無情鬥爭”。

毛澤東曾這樣說過：

在1942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在黨內實行“團結——批評——團結”，這樣就使中共“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寫在會場上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同心同德”十二個大字，正是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

任弼時便是其中的一個。任弼時從反對毛澤東，經過自我批評，成為毛澤東的得力戰友。他不僅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重要的檔案，而且成為中共五人領導核心之一。

最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澤東是取博古而代之，成為中共領袖的。但博古經過自我批評，心悅誠服地在中共“七大”上發言，擁護毛澤東。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所儲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會發言的記錄。博古如此說：

我個人在這個路線錯誤中的責任怎麼樣呢？在上海中央破壞（指向忠發被捕——引者注）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的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負總貴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錯誤，我是贊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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