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車站，兩個中國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倆急於回國，照理說是應當乘東去的列車，但他倆一反往日的路線，取道德國回去。

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

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

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來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剎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

現存的會議記錄上稱，此會是在“避暑的廬山”上召開的。其實那是隱語。所謂“廬山”，是指上海麥達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一幢豪華洋樓，真的有點“廬山”氣派。

會議是由瞿秋白主持的。關於這一點，列席會議的聶榮臻（他當時在中共特科工作，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回憶道：“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臺，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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