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汙腐化是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的正常現象。唸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倖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愈多。升官發財，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地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飢寒交迫的人民起而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汙剝削是其原因之一。

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汙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爭。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的，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的打擊。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蕩產，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地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賬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需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稽核數目完全符合，准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錢穀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裡，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需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顆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是合情合理、方便省事的。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非嚴辦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作別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預設的，成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辦法。但是案發後。正當胡推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敢分辯。有一個老百姓拼著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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