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報》社長吉列爾莫·卡諾聽說我在阿爾瓦羅·穆蒂斯的辦公室，也就是他辦公室樓上四層——報社剛搬來，離原址五個街區——便打電話給我。我前一天到的，打算跟穆蒂斯的朋友們共進午餐，但吉列爾莫非要我先下樓打個招呼。我去了。先是首都式的熱情擁抱，再聊兩句當日新聞，之後我就被他一把從編輯部同事身邊拉開。“聽著，加夫列爾，”他說得天真無邪，讓人不得不信，“還缺一篇社論，幫個忙，寫一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畫出半杯水的高度：

“這麼長。”

我比他更頑皮，問他坐哪兒。他指了指一張空桌子，那兒擺著一臺老式打字機。我二話不說，先坐下，想好素材。就這樣，我用同一套桌椅、同一臺打字機工作了十八個月。

幾分鐘後，從隔壁辦公室走出副社長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他聚精會神地盯著一沓紙，看見我時，嚇了一跳。

“老兄！堂加博！”他幾乎叫了起來，用的是他在巴蘭基亞給我起的名字，加比託的簡稱。原本只有他這麼叫，這回在編輯部傳開了，連鉛字文章的署名也變成了“加博”。

吉列爾莫·卡諾讓我寫的社論是何主題我不記得了，但《觀察家報》的主導風格我在上國立大學時就瞭然於胸，特別是社論版面享有盛譽的版塊“日復一日”。我決定拿出路易薩·聖地亞加面對困境的惡魔時的那種冷靜，儘量模仿其風格。我半小時寫完，用筆修改了幾處，然後交稿。吉列爾莫·卡諾從近視眼鏡的上框投下目光，站著讀完。那份專注似乎不僅屬於他，也屬於他那些白髮蒼蒼的祖輩：堂菲德爾·卡諾一八八七年建立報社；兒子堂路易斯接手；堂路易斯的弟弟堂加夫列爾穩紮穩打；不久前，二十三歲的孫子吉列爾莫執掌大局，引領發展成熟的報社繼續打拼。正如先輩們會做的那樣，他對文章稍作改動，然後活學活用地叫出我的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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