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爸爸和媽媽會一塊兒消失。因此在1957年冬，我哥哥被送往兩層樓上方的姑媽和姑父家住一陣子。至於我——另一個姑媽某日傍晚來到尼尚塔石，把我帶往她位於奇哈格的家裡。她極力確保我不難過——我們一坐進車裡（一輛“1956雪佛蘭”，在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林很受歡迎）她就說：“我已經叫塞丁今晚帶酸乳酪給你。”我記得我對酸乳酪毫無興趣，倒是對他們有個車伕興味盎然。當我們抵達他們的公寓大樓（是我祖父蓋的樓房，後來我將住進樓裡的一間公寓），我發現既沒有電梯也沒有暖氣，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感失望。更糟的是，隔天我悶悶不樂地想讓自己習慣新家，卻再一次被嚇得六神無主：在我穿著睡衣像個備受嬌寵的好孩子被安頓去睡午覺之後，我跟在家的時候一樣呼喚女僕：“阿敏娥，過來抱我起來，幫我穿衣服！”得來的卻是嚴厲的指責。或許正因為如此，待在那兒的期間，我儘量表現得比實際年齡成熟，而且有點裝腔作勢。某晚，我跟姑媽、姑父拉多（詩人兼出版人，出版過梅林的影印本）和我十二歲的表哥梅米特一道吃晚飯，而當我那令人不安的分身正從掛在牆上的白框複製相中低頭凝視之時，我隨便提到首相阿德南·曼德勒斯是我的伯父。我說的話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受到尊重，餐桌上每個人都笑了起來，這使我覺得深受委屈。因為我真的相信首相就是我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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