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曾國藩辣手治湘、殺人如麻之事，史學界表現得有那麼一點點精神分裂。出於人道主義或是傳統政治立場，對曾國藩是必須抨擊的——如此嗜殺，不抨擊幾句，豈不沒了天理？但抨擊而後，話題一繞，則表現出毫無保留的讚譽。

如劉憶江先生之《曾國藩評傳》稱：“平心而論，曾國藩的嚴酷，在當時是必要和及時的。首先，剿匪有助於恢復一度被戰亂攪亂的正常秩序，穩定住民心；其次，掃除黑社會黑惡勢力，大大恢復了紳民們對朝廷與官府的信心。從後面事態發展看，收效顯著。太平軍後幾次進軍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時民眾的同情與支援，反而遭到各地團練的頑強抵抗而難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沒有曾國藩這一番猛烈掃蕩，湖南穩定不下來，後來便不可能成為東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輸送兵員、糧餉。”

易孟醇先生之《曾國藩傳》，則毫無保留地把屁股坐到了洪秀全的身邊，對曾國藩的嗜殺表現出無限的悲憤，但同樣也認可曾國藩這一招的狠辣：“……曾國藩、駱秉章的血腥鎮壓，使得湖南全境在太平軍鼓舞下的地方性群眾鬥爭遭到了嚴重挫折，於鹹、同年間進入低潮。他們達到了孤立湖南境內太平軍勢力的目的；同時，逐漸恢復了被太平軍和會黨衝亂了的封建秩序，為湖南後來成為湘軍兵源與糧餉供應的重要大後方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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