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使馮國璋下達了“討伐令”後，馮段關係也沒有變得更好，原因是馮國璋仍然處處埋設伏筆。比如，“討伐令”並非出自大總統命令，而是使用了“參陸辦公處”的名義，這麼做就是為了保留他自己講和的餘地。徐樹錚對此大加譏諷，說：“什麼參陸辦公處，那不過是聽值員司抽菸喝茶歇歇腿的午朝門罷了，怎麼可以下命令指揮軍隊呢？豈不是天大笑話！”

又比如，北軍南下要假道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偏偏拒絕假道。段祺瑞親赴總統府，要求對陳光遠予以懲戒，馮國璋則說要懲戒陳光遠也可以，但前提是必須先對傅良佐有個說法。馮段為此大吵一頓，彼此間都不惜惡語相向。

最讓段祺瑞感到生氣的莫過於對馮玉祥事件的處理。在討伐張勳時，段派重新起用馮玉祥，馮玉祥也響應段祺瑞的號召，參加了討伐戰役。按照道理，馮玉祥似乎應該站在皖系這一邊，但在馮國璋、李純的籠絡下，馮玉祥卻投向直系，而後又在南軍發動進攻時，拒絕服從段祺瑞的作戰命令。

段祺瑞要求馮國璋下令將馮玉祥調至福建，其本意是讓馮部遠離比較敏感的長江地域。馮國璋調倒是調了，可調馮玉祥去的地方卻不是福建，而恰恰是最為敏感的湖北。

就在北軍殺向兩湖，南北大戰一觸即發之際，馮玉祥突然在武穴發出主和通電。武穴地處鄂皖贛三省交界處，軍事地位十分重要，馮部的這一行動自然也影響到了北軍的南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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