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即章伯鈞）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毛澤東還沒想好怎麼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裡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於一側的王秘書趕緊宣告：“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後，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歷史同樣淵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離。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黨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人，四十年代參與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種錯誤。唯有1957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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