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曾經告訴我，民國元年，他剪掉辮子，那年他二十歲。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他五十四歲。可是依臺灣的戶籍記錄，他老人家要小四歲。我的年齡也不準確，我家的戶口資料全亂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戶口資料都錯了、亂了。

當年中國大陸戶政不上軌道，多少人沒有身份證明，內戰中逃到臺灣，臺灣地方政府特准他們自行申報有關資料，申報人可能說錯，臺灣的戶籍管理員的漢文程度不高，可能寫錯，戶籍員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驚，資料一經入檔，任何有權勢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證件”。大家領到身份證，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裡沒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貫是中國地理沒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認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鄉。一位國民黨中央常委、蔣介石總統的文膽，新聞界稱他為“頭號公民”，他為了更正他父親的名字“兩把刀打到底”，奮鬥了許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沒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我剛剛讀完初中最後一個學期。我是個流亡學生，我們的學校叫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山東名將李仙洲創辦。學校原來設在安徽北部的阜陽，後來遷往陝西南部的漢陰，四面都是重重疊疊的大山。抗戰時期，山區比平地安全，老校長李仙洲尋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戲稱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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