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一天，或許是個天空陰霾、霪雨綿綿的下午，五十四歲的蔣碧微去中山堂看畫展。展廳門口籤罷名轉身間，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立於眼前——雖然四十歲的孫多慈也不復當年青春盎然的“女學生”模樣，卻清雅溫婉，別有韻致。

最終，快言快語的蔣碧微率先開口：“徐先生前幾天去世了。”

向來沉默少語的“女學生”忽然臉色大變，淚水奪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為了同一個男子勢同水火的兩個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對話，居然是告知那個男子的死訊。

而那個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訊杳然。

徐悲鴻1953年去世後，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有兩個都寫了回憶錄：蔣碧微寫於六十年代的《蔣碧微回憶錄》，廖靜文寫於八十年代的《徐悲鴻的一生——我的回憶》。而唯有“女學生”孫多慈，從來緘默有加，評議由人，直到1975年辭世，也未曾為自己解釋半字。

當然，她從來也不是個多話的人。

洪晃曾說：“在我們心目中，永遠有一種對五四女學生的嚮往。”孫多慈便是這種女學生的典範，即使1930年對她來說是個稍顯灰暗的年份。

那時，她常常神情悒鬱地行走在安徽安慶這座六百年省會的江城街頭，彷彿一張輕飄飄的紙，失落地融入周圍白牆灰瓦的徽派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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