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法國塞伊（Seuil）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作家與讀者”叢書，其中也包括我寫的一本書，它成了我編寫這部傳記的源起。1980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我寫的第二本關於索爾仁尼琴的著作。1974年，洛桑拉格第霍蒙（L' Age d' Homme）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書《索爾仁尼琴》，在書裡我力求展示構成作家全部作品（尤其是《1914年8月》）的一些關鍵隱喻。如果算上我與米歇爾·奧庫丘裡耶（Michel Aucouturier）共同編寫的於1970年在埃爾納（Cahiers de l' Herne）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文集索爾仁尼琴卷的話，這甚至可以說不是第二本，而是第三本書了。

自從我在服兵役期間讀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後，我就被索爾仁尼琴深深吸引。後來，我參加了《癌症樓》《1914年8月》和政論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的翻譯工作，於是我成了諸多把索爾仁尼琴作品譯成歐洲語言的翻譯中的一員，在索爾仁尼琴被逐出蘇聯來到巴黎不久，他把這些譯者請到了塞伊出版社，其中也包括我。那次會面錄了音。2011年5月至10月，在日內瓦舉辦了名為“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一名勇敢寫作的作家”[1]的展覽，我承擔了此次展覽手冊的法文翻譯和釋義工作。而且我還參加了1975年由貝爾納·皮沃[2]主持的首次與索爾仁尼琴對話的電視訪談節目。當然，這個近乎聖人的文學鉅著對我產生的影響，並不像對那些隔絕在蘇聯境內的讀者而言那樣令人震撼、令人釋然，他們要在一兩夜內讀完索爾仁尼琴的小說或是伴著無線電干擾聲的“自由”廣播電臺收聽其作品。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版後的那段日子裡，著名拜占庭問題專家謝爾蓋·阿維林採夫這樣表達了自己的印象：“隨著《新世界》第11期那本雜誌令人難以忘卻的問世，對於那些年輕時就憂鬱失望的一代人來說，在他們的生活中首次出現了希望的曙光：快醒醒吧，你瞧，歷史還沒有結束！當你從圖書館出來，行走於莫斯科的大街小巷，當看到每個報亭前的同胞們還在詢問併購買早已售罄的那一期雜誌，真是讓人激動啊！是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位看上去怪兮兮的人，他連《新世界》雜誌的名稱都說不出，但卻問報亭售貨員：‘嗯，就是那本，就是寫著全部真話的那本！’於是，售貨員明白了他要的是哪本雜誌。這點應當親眼所見，而且應以當時的眼光去看。這已經不是一件文學事件了，而是俄羅斯的歷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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