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十一歲到三十五歲四年間，也就是1966到1970年前後四年間，我把它歸納為“星沉”時期。在這段日子裡，《文星》雜誌、文星書店相繼沉下去了，我自己——這顆擬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過，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況更惡化了，那就是我開始被國民黨當局軟禁時期，前後長達十四個月之久，直到我被捕為止。

局面所以惡化到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過去有多彩多姿的反當局“黑底”外，與彭明敏的關係，構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後終於沉到牢裡去了。

彭明敏在臺大早我十年，我在臺大法學院的時候，他沒教過我，但是教過我的許多老同學。我的《傳統下的獨白》出版後，送了一冊給他，他回信給我，說：“我一向愛讀您的文章，且對您的許多見解，都很同感，希望將來有機會認識您。”這封信寫後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過郭鑫生相約，在臺北致美樓請我吃飯，那是我們第一次正式見面。此人博學有禮、叔度汪汪，給我極深刻的印象。從此與他在師友之間，見乎交情。那時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飯前十天，我在《文星》發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編輯室報告”中，特別點出“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在這微妙領悟後十個月，“彭案”發生了，十三個月後，他歷劫歸來，門前冷落、特務環伺，備感人情冷暖，親友都不敢同他往還，他的朋友只剩下“極少數極少數例外”，我是例外之一，並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為我也備受迫害。與他處境堪似，於是相儒以沫，日久更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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